何为“良知”,中国哲学中的“良知”概念


何为“良知”,中国哲学中的“良知”概念

何为“良知” , 中国哲学中的“良知”概念// //

作者:张庆熊

在中国哲学中 , “良知”的概念来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 , 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 , 其良知也 。 孩提之童 , 无不知爱其亲者 , 及其长也 , 无不知敬其兄也 。 亲亲 , 仁也 , 敬长 , 义也 。 无他 , 达之天下也 。 ”(《孟子·尽心上》)

孟子还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 , 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 由是观之 , 无恻隐之心 ,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 , 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 非人也 。 恻隐之心 , 仁之端也;羞恶之心 , 义之端也;辞让之心 , 礼之端也;是非之心 , 智之端也 。 人之有是四端也 , 犹其有四体也 。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的“良能良知”常被理解为一种与生俱来、先天所赋的能力与知识 。 这可能与孟子的一个比喻有关:“人之有是四端也 , 犹其有四体也 。 ”但从孟子的论证看 , 孟子所说的“不学而能”和“不虑而知”指一种内生的、自觉的道德意识 。 它不是出于交情和声誉等名利关系考虑而产生的 , 而是发端于人在平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就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 。 明确地把良知提高到心之体和世界本源的地位 , 还是后来的事情 , 只不过在孟子那里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倾向 。

孟子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视为人的善端 , 因而主张人的本性是善的 。 宋明以来的中国新儒家有把人的这种善的本性本体论化的倾向 。 人伦被视为来自天理 , 良知被视为与天地之心同一 。 为什么人人都有这样的善端呢?按照他们的解释 , 这是因为人心和天地之心是相通的 , 天道和人道的本质都是诚 。 因而不需外铄 , 只要反求诸己 , 就可以发现天地万物和人共同的本心 , 把自己的善的本性发挥出来 , 率性尽心 , 人皆可为尧舜 。

在宋明理学中 , “良知”的观念与“天理”和“万物一体”的观念相关联 。 这一思想是程颢在其著名短文《识仁》篇中引入的 。 他所使用的表达式是“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 。 他在此明确联系到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这里说的万物同体的“体”指的是天或天理 。 他明确指出“良能良知 , 皆无所由 , 乃出于天 , 不系于人”(《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 由此可见 , 在宋明理学中 , 良能良知不是指人的自然本性 , 而是归结为天或天理 。


何为“良知”,中国哲学中的“良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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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把孟子所说的“良心”解读为“本然之善心 , 即仁义之心也” 。 他也赞同程颢的“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主张 , 以及把良知归结为天理的观点 。

但他强调 , 人心要由天理指导 。 他诠释《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 , 道心惟微”的思想 , 认为“道心”是天理的体现 , “人心”受物欲所累 , 主张人心要服从道心 , 以天理指导人心 , 进一步发挥程颢的“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 。

朱熹尽管赞同“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观点 , 但他指出这一说法不能抹杀事物之间的差别 。 他主张“理一分殊” , 认为万物在“太极”或“一理”中既有统一性又各有分殊 。 如果过分强调一体性 , 会导致墨子“兼爱”那样的无差别的爱 , 以及道家或佛教那样的把我与万物置于同等地位的观念 。

朱熹在其整理加注的《太极图说》中指出:“五行具 , 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 , 故又即此而推本之 , 以明其浑然一体 , 莫非无极之妙;而无极之妙 , 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 。 ”

在理学家那里 , 良知被归结为天理 , 而王阳明主张心是主宰 , 把天理归结为良知:“吾心之良知 , 即所谓天理也 ,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 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 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 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天理在人心 , 亘古亘今 , 无有终始 。 天理即是良知 。 知思万虑 , 只是要致良知 。 ”(《传习录·答聂文蔚》)在《大学问》中王阳明主张:“良知者 , 孟子所谓是非之心 , 人皆有之者也 。 是非之心 , 不待虑而知 , 不待学而能 , 是故谓之良知 。 是乃天命之性 , 吾心之本体 , 自然灵昭明觉者也 。 凡意念之发 , 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 。 其善欤 , 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 , 其不善欤 , 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 。 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 。 ”


何为“良知”,中国哲学中的“良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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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王阳明认为 , 人面临伦理决断的处境总是具体和复杂的 , 有时没有先前的准则可参考 , 有时各种各样的理据交织在一起 , 似乎每条理据都能成立 , 但从它们引申出的结论又互相冲突 , 这时唯凭良知来决断:“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 , 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园长短也 。 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 , 犹方圆长矩之不可胜穷也 。 ……夫舜之不告而娶 , 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 , 故舜得以考之何典 , 问诸何人 , 而为此耶?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 , 权轻重之宜 , 不得已而为此耶?武之不葬而兴师 , 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 , 故武得以考之何典 , 问诸何人 , 而为此耶?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 , 权轻重之宜 , 不得已而为此耶?”(《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的良知说强调了心的能动性 , 以良知本心统摄天理 , 以良知决断处置权变 。

中国近代大儒熊十力把“良知”视为“本心”“本体” 。 “良知”与“天地之心”相通 , 通过本体的“大用流行” , 把“仁”贯穿于天地万物和人类之中 。 “良知”不是“小我”之心 , 而是“大我”的本心 。 人通过良知体悟本体 , 但体悟本体后不能“隳废大用” , 不能“废绝量智 , 抑或看轻量智 , 以格物致知之学为俗学” 。 良知要在道德伦理和社会实践中把自己向外推出来并实现自己 , “良知”与“善行”是分不开的 。 自我修养和社会实践是良知开启自己和推广自己的必由之路 。

中国哲学中的这一“良知”的概念 , 在塑造中华古代文明的特色中起关键作用 , 对于现代社会的道德意识的培育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