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王朝崛起的背后：儒家知识分子出谋划策、稳定秩序与重建组织

2019-07-07

封建时期的中国以小农经济为立国根本，而相配套的宗法制是封建专制王朝的建立渊源。宗法制家庭结构尽管是国家组织的同构体，但它们毕竟不是同一层次上的组织。国家组织远比依靠伦理道德建立的组织要精细复杂得多。

因此如何把众多精细化组织凝聚起来，便成了王朝建立与生存的关键。尤其在动乱时期，谁掌握了使得统治秩序与众多国家统治机器相结合的方法，谁就赢得了统一战争。这一点，由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给出了最为直接的实质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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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由农民起义军建立新王朝的有西汉与明朝。西汉和明朝这样由农民起义军建立起来的稳定新王朝，不仅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数以千计次的中国农民起义军中也是仅有的两例。

中国封建农民起义军曾建立过不少的政权，但他们存在的时间都很短。如果把西汉与明代的政权建立，仅仅看作是农民起义首领蜕化为地主阶级的代表来解释，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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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刘邦和朱元璋开创了两个生命力旺盛的大一统王朝？

我认为，这两次农民起义军之所以能修复封建王朝的秩序，是由于他们特别注意到了儒生在动乱时代的历史作用，即利用儒生实现了统治秩序与国家统治机器的有机结合，其首领也转化为封建帝王。

刘邦出身于农民，当过亭长。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他杀沛县县令起事，其起义军成分相当复杂，有吹鼓手周勃，城市贫民韩信，布贩子灌婴，屠狗者樊哙，强盗彭越，游士陈平，旧贵族张良，小地主萧何、曹参、王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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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支杂牌军向天下进发的时候，张良萧何陈平等知识分子在打天下中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张良提出拉拢农民起义军队伍、广招人才的策略，并制定“约法三章”的条令，为刘邦壮大实力谋取帝位缔造了信任条件。萧何指定的“王汉中，养其民，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方针，则是重要的统一战略。没有这一战略，刘邦不可能在短短七年之内统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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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儒生则在治天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陆贾常在刘邦面前说《诗》讲《经》，弄得刘邦不耐烦了就骂他，说“天下士马上得之，与诗书何干。 ”陆贾便乘势说明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不能马上治之。 ”儒家国家学说认为， “天之职，莫大于礼” ，不好儒的刘邦自然不懂这一套，他看见儒生戴着儒冠便不可耐烦，取下其冠撒尿，以示蔑视。

但是，当他称帝后召开庆功宴时，群臣争功饮酒，醉闹朝堂闹得不成体统，他见而“患之” 。叔孙通乘机对他说：“夫儒者难以进取，但可以守成。臣愿征鲁儒生，共其朝仪。 ”叔孙通制定朝仪之后，刘邦高兴的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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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不管帝王本人爱不爱、信不信儒术，而儒术对于维护帝王尊严、建立君主专制的官僚架构，则是必须依赖的理论武器。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农民，为了不至于饿死，才到皇觉寺当和尚。它本身也瞧不起儒生，初见儒生时，认为他们只是白面书生、不识时务。但是正是刘伯温和陶安、秦从龙、朱升、范常等儒生，参当幕僚、制定战略，对朱元璋平定天下起了重要的作用，朱元璋才成就了元末群雄并起格局中的唯一胜者。

李善长一投奔朱元璋就劝他效法汉高祖刘邦，讲起“汉高起布衣”的典故。刘伯温则提供了好几次关键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然后各个击破。攻占婺州后，朱元璋每日叫两名儒生给他讲治国之术。他到处收罗“贤士” ，并拜谒孔子庙，派遣儒生告慰父老。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农民起义军首领的形象，而是个符合儒家礼贤下士原则的“真命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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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反应出朱元璋立场转变的是他抛弃明教，尊崇儒术。明教宣传明王出世，追求光明，反对黑暗。当时的很多农民起义军都信奉明教，朱元璋的部队也是如此。他们共奉韩林儿为“小明王” 。但在儒生看来，明教是妖术，根本不能与儒学相同。他们坚信只有真龙天子才可以去辅佐，而绝不可能向妖术礼拜。

朱元璋后来对于明教的背叛，生动地反映了如何在儒生的引导下由农民起义领袖向自觉运用儒生在动乱时期对于修复王朝秩序的历史作用，从而向真命天子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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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话也可以反过来，如果朱元璋不能有意识地运用儒生特定时期的历史作用来，利用儒生实现了统治秩序与国家统治机器的有机结合，那么他也只有像其他农民领袖一样，做一辈子的皇帝梦。

由于统治秩序与国家统治机器的结合必须通过儒家意识形态的乡绅地主与政府合作，管理农村，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新王朝也必须维护乡绅在农村的地位，成为一个修复统治秩序的阶级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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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刘邦建立的汉朝还是朱元璋建立的明朝，都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把统治秩序与精密的国家统治机器相结合的地主阶级政权。而起到这一纽带的作用的，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

明末李自成起义军的失败，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儒生在动乱时期对于王朝修复的重要性。

大顺起义军经过多年奋战攻占北京，本来可以运用自己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争取不满于向清军妥协的明廷文臣武将以及广大爱国儒生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但是，李自成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运用儒生在修复朝历史作用上的功能,对其笼络与给予政策上的优待，因此在后来起义军内部的腐化问题以及扩张战略上显得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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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644年3月19日进京，到4月20日起义军自动退出北京，这短短的42天没有成为李自成开国的起点，却变成了起义军从此一蹶不振的转折点。

这段历史说明，不运用儒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作用，不使统治秩序与国家统治机器重新结合，新王朝就不能重建。

相反，李自成没有做到的事，满洲贵族却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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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年，距明王朝的覆灭还有20余年，努尔哈赤攻占抚顺后，就有21岁的青年才俊范文程主动投奔。他出身仕宦之家，是范仲淹的后代，他积极地为金帝出谋划策，提倡科举取士、定册籍、减赋税。

在后来的开国战争中，满洲贵族多尔衮也十分重视笼络重用降清儒生，为了争取明廷官员，打出“仗义出师、替天行道”颇有儒家兼济天下的政治旗号。进京后又礼葬崇祯，号召儒生和明廷官员到清政府做官，在祭孔尊儒吸收汉族士大夫、争取有名望的鸿儒硕才方面的工作颇费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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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儒家国家学说对国家机构起着理论指导的作用，广大儒生在新王朝的建立中起着重要的组织作用。在儒生和儒家理论的宏观指导下，统治秩序与国家统治机器的有机结合在历史大动乱时期，使领袖的身份得到了历史性的转变，也给新的王朝打入了振奋的一针强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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