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代胡人形象俑研究

元代胡人就是色目人，笼统指来自西域中亚、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族群人种。终元一代，他们既是族群政治的受惠者，又是蒙元民族矛盾的牺牲品。学术界近年来关于色目人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出，但都是从文本文献到传统典籍，很少结合出土文物的研究，更很少对陆续发现的元代胡人形象陶俑进行仔细分析，本文试从文物补史、图像证史层面上作一填补，为学术界提供不可缺少的证据。

一

“色目”一词从初唐以来在文献中屡屡出现，意思是“各色名目” ，当时是将“色目”作为各等种类形容词使用。到了宋代，色目人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指姓氏生僻的所谓杂性人物。元代忽必烈时期，色目人已从初期西域、中亚延至欧洲人在内各类外族的专名，并且运用极为普遍。陶宗仪《辍耕录》中列有31种色目人，但在汉人眼中都是异类胡人。

色目人称呼是汉族人认知当时世界和外来人种的产物，是汉族概念和汉语范围内的词汇；但是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在族群划分时“色目”与蒙古语“合里·亦儿坚（qari irgen）”所涵盖的意思一致，即蒙古人对其他种族名称后缀均带有“合里”一词，证明汉语色目人就是蒙古语“合里”的译语。不过“合里”是广义的“色目” ，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蒙汉对译史料。

我们从元代历史文献可知，蒙古人区别外族部落缀有色目一词时，往往加有回回名称，如《元典章·兵部》中“行省、行院、行台的路里达鲁花赤畏吾尔、回回色目官人” ，《宪台通纪》也记载“回回诸色目人” 。 “回回”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指西域回纥人，但在元代基本是对西域伊斯兰信徒的通称，这对我们理解色目人的范畴有借鉴意义。

元代统治者将其治理的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并根据这四个等级分别制定出入仕晋官、禁令刑罚、赋役纳税等规定与政策。利用民族差异进行有效统治是元朝统治者的基本思路，蒙古人、色目人常常被列为一个等级，汉人南人则被划为另一个等级。由于蒙军征服西域在先，故视色目人为国人，占领中原于后，而视汉人、南人为非国人。另外，忽必烈旧臣中阿里海牙、叶仙鼎、孟速思等畏兀儿战将和擅长理财的西域人形成一个集团，所以色目人的地位高于汉人。然而随着蒙古部族内部的融合和元朝逐步对大蒙古国的扩展，蒙古人之外的等级界限不时出现模糊，色目人这个属于上层第二等级的人，如果没有世袭特权，也会有不少人坠落至下层。

色目人不是都有尊贵的地位他，们来自西域、中亚的国家与部落，虽有部分人属于上层阶级，能跻身于蒙古的第二等级，可是由于职业身份等不同，也有很多色目人随军进入中原后沦落为低下阶层，有的人担任万户府达鲁花赤地方军政长官下属，低级县尉中色目年少者充之甚多，甚至有成为奴仆者。如果色目人再犯有奸盗、诈伪、驱良等罪行，照样会被判处刑罚而被人鄙视。特别是西域、中亚地区盛行买卖奴隶， 1953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元代回鹘文契约文书中，记录了当时名为忽都鲁的畏兀儿女人被卖给帖忒灭里兄弟为奴和另一个名叫斌通的畏兀儿人被转卖给汉名为大圣都通的人为养子，从几份奴婢买卖文契看，他们多从事家内劳动，是新主人家可以转卖的依附人口。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蒙古贵族逐渐从游牧的草原向中原汉地转移，征召的附和与效忠蒙元朝廷的北方汉人官僚也得到升迁，一些新贵家庭中开始使用色目人为属吏或奴仆，民族族属让位于尊卑等级，特别是为蒙元帝国立下军功的汉族官僚家庭，许多原本就是豪绅地主，奴仆成群，等级森严，出现了使用色目奴婢的现象，社会等级取代了族群藩篱。墓葬中出土的胡人形象俑，反映的就是当时借展示色目人形象来突出族群等级制度下的身份高低。

二

我们根据陕西、山东、河南等地元代墓葬中出土的胡人形象陶俑，在不完全统计的情况下，举出部分实例供学术界关注与讨论。

（1）胡人蹙眉站立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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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文物稽查队追缴元代站立胡人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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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文物稽查队追缴元代站立胡人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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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文物稽查队追缴元代站立胡人俑（局部）

在西安市文物稽查队追缴的元代黑陶俑中有2件站立的胡人俑，其中一件似为持武器的武士俑或侍卫俑，双腿叉开站立；另一件胡人俑戴文吏交角方帽，小交领内衣，外罩方口长袍，束带曳袍，双手握拳。两个胡人均深目，直鼻，蹙眉，睁眼，嘴角紧抿，满脸胡须，神色凶横。雕塑匠可能继承了对胡人面相“眉深若蹙、状若悲秋”的传统印象，与其他恭顺而温和的侍俑对比，有意凸显其鲜明的族群特征。

（2）胡人下层胥吏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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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元代黑陶胡人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元代黑陶胡人俑，深目，高鼻，头发后梳成辫，满脸长髯，身着交领右衽长袍，足蹬靴子，双手放于胸前。有人判断其可能是牵马或骆驼的侍从，但这是沿着唐代胡人牵马俑的思路延伸，实际上这件胡人俑更趋向于典型的侍从形象，应为下层胥吏的造型。

（3）胡人骑驼击鼓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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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陕西户县元泰定四年（1327年）贺氏墓出土胡人骑驼击鼓俑

1978年陕西户县元泰定四年（1327年）贺氏墓出土的胡人骑驼击鼓俑引人注目，胡人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满脸须髯，手持鼓槌骑在骆驼上，扬举击鼓，应是为主人出行开路的仪仗成员。元代色目人乐工演奏的回回音乐，从宫廷到王公贵族之家曾经流行一时，尤其熟悉音律的畏兀儿人的演奏技艺高超，受到达官贵人的赞赏。所以这件胡人骑驼击鼓俑生动地再现了当时西域色目人入华后所从事的职业。

（4）胡人持卷文吏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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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山东济南祝甸出土元代黑陶胡人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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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山东济南祝甸出土元代黑陶胡人俑

1954年山东济南祝甸出土的元代黑陶胡人俑，胡人脸部有浓密的须髯，深目，高鼻，头部所缠长巾，为典型的西域裹头，身着长袍，手拿文卷，摆臂前行，似在赶路为主人呈报文本，动感极强，是元代黑陶俑中较为突出的艺术作品。

（5）胡人牵缰御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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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胡人牵缰御马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胡人牵缰御马俑，胡人深目，高鼻，秃顶，长脖，胡须较少，一只手抓住缰绳，另一只手紧拉缰绳，作牵马状。胡人身穿长袍，前胸下摆系皮类围裙，腰缠粗带脚蹬系带皮靴，似为熟练马夫。

（6）胡人执礼侍立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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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艾博博物馆藏胡人执礼侍立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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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艾博博物馆藏胡人执礼侍立俑

呼和浩特市艾博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胡人执礼侍立俑，胡人手放胸前执礼等候主人出行。值得注意的是，胡人头缠典型的阿拉伯长带，扎紧绕顶一圈。胡人脸部有修齐的胡须，眉毛浓厚，头后有粗长辫，无法判断其为阿拉伯人还是西域其他民族人种，但胡人的双眼炯炯有神，是一个年轻人的形象。

（7）胡人牵驼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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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元代刘黑马家族墓地刘元振及妻郝柔合葬墓出土胡人牵驼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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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元代刘黑马家族墓地刘元振及妻郝柔合葬墓出土胡人牵驼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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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元代刘黑马家族墓地刘元振及妻郝柔合葬墓出土胡人牵驼俑

2009年8月，西安市长安区韦曲夏殿村元代刘黑马家族墓地的元大德六年（1302年）刘元振及妻郝柔合葬墓出土了2件胡人牵驼俑。胡人均深目，高鼻脸部有浓，密胡须，留长辫椎髺，戴大沿圆顶钹笠帽，昂首站立，身着右衽长袍，神态自若，所牵骆驼披有花毡类鞍鞯。

（8）缠头胡人牵驼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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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孟村元墓出土胡人牵驼俑

2002年，西安曲江孟村元墓出土了一件胡人牵驼俑，胡人头缠长巾，浓眉外凸，深目，高鼻，阔嘴，须髯浓密，身穿交领紧袖长袍，腰束打结布带，右手握拳，抬臂至胸前，作拉缰牵驼状，似为年长的西域色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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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元墓出土的胡人俑

此外， 1956年西安曲江池至元三年（1266年）段继荣及夫人刘氏墓出土有元代胡人俑， 1964年西安沙坡元墓出土有胡人骑驼俑， 1973年焦作出土的一批元代陶俑中有胡人俑， 1987年延安虎头峁元墓出土有胡人俑，河北元墓出土的陶俑中有胡人俑。在甘肃平凉崆峒山景区还发现了元代胡人石像。虽然胡人俑都按照蒙古人的辫发、椎髻习俗梳妆，并穿戴元代流行的由“胡帽”改进的大沿圆顶“鞑帽“和长袍服，但其面相与脸庞圆胖的蒙古人面相相比显然区别较大，从雕塑艺术形象来看，其地位和身份都不高。

元墓出土的胡人俑，无论造型艺术还是精致程度，相比隋唐时期的胡人俑显然较为逊色，但是其简练写实、比例准确，继承了隋唐陶俑的一些塑造方法。虽然蒙古以马背游牧文化为特征，可在汉族世侯官僚墓葬中仍采用了中原墓俑方式，特别是胡人俑的出现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当时社会中色目人的不同际遇以及族群等级制度中的变化。

蒙古人占领中原后，色目人协同驻守在各地营所，他们追随蒙军行兵出猎，践踏庄稼，随意拘民为奴，强行求索酒食，特别是挟蒙古人之势力，大显威风。散居在各地的色目人并不构成群体社区，加之中上层与下层分化很大，色目人与汉族通婚日渐增多，尤其是一些色目人入华后爱慕华风，将名字改为汉名，连丧葬也仿效华风，成为一时风尚。

但是色目人移民众多，内部的阶级分化严重，有特权者与一般劳动者差别很大，据《元史》记载，有1050户斡端（于阗）、可失合儿（喀什噶尔）工匠在甘肃、陕西屯田，乞儿吉思（吉尔吉斯）700户在合思合屯田，畏兀儿人在南阳屯田，合剌鲁军士在襄阳屯田，以及钦察、康里、斡罗思等色目人在中国从事农业生产，从事手工业、商业、矿业的色目人工匠也很多，而且工奴、家仆、乐人、艺人、卜人等也不少，特别是“西域国手”承担雕工塑匠。像刘元振的曾祖是蒙元时期的汉人世侯刘伯林刘元振是刘黑马的长子，刘黑马又是元太宗窝阔台所立汉军三万户之首，所以元代胡人形象俑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和贵族丧葬等级的反映。

三

为什么中原地区元代墓葬中会出现造型各异的胡人俑，这些胡人俑的身份表明的是官府胥吏、译人通事、衙署随从还是豢养艺人、家庭奴仆等，在多元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追溯历史深处的族群生态无疑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值得继续思考。

我们知道经过唐末大战乱，又遭遇宋金战争和蒙古大军践踏，从河北、河南到陕西关中地区屡遭破坏，宋元之际已被称为“城郭萧条、不见人迹” 。 1229年窝阔台即汗位后，发民为卒，编为汉军，立汉军三万户，后增至七万户，投附蒙古的汉官转化成世侯，大同刘黑马、太原梁瑛、济南张荣、真定史天泽、东平严实、保定张柔、大名王珍、中山邸顺等一批显赫世侯在当时非常著名，不仅有“分民专土”的特权，而且内部“爵人命官、生杀予夺” ， “都邑长吏，皆其皂隶僮使” ， “奴视部下” 。

忽必烈受蒙哥汗命令治理北方后，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恢复汉法，重新获得安定。为了与宋军交战，确定河南为蒙军进攻襄樊一带的根据地，关中则为进攻四川的大本营，蒙古大汗周围的汉臣们起着运筹帷幄的作用。

1259年蒙古伐宋之役，几乎全用汉军，以河北满城张柔的军队为主力，其实就是北方汉人进攻南方汉人，蒙古人并不是进攻的主力。手握重兵的汉人军将们得胜立功后，封官赐地，赏奴占婢，尽享尊荣，引得不少汉人、南人采用蒙古名，想冒充蒙古人求官谋职，也想使用下层色目人服侍自己、光耀厅堂。

过去一些学者不太注意蒙军班师东徙带回不少西域、中亚、西亚及东欧的各族移民，包括钦察、康里、阿速、斡罗思、大食、波斯等的色目人。清代赵翼曾指出，元代蒙古，色目人散居各，地与汉人相混，并无限制，因而在中原、江南分布甚广，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曾考证来自西域的132名色目人注明有部族，大多应是中下层的色目人，他们形成劳作群体，利用特长谋生。

值得注意的是，色目人中经商者众多，他们被称为“斡脱” 。早在大蒙古国时代，这些来自西域中亚的色目商人就聚集在蒙古汗廷和各级王公门下，为主人搜罗金银珠宝、管理财物、襄理商业，以羊羔儿息或官钱的营利手段，在很短时间内得到蒙古贵族的赏识，双方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被人们视为把持政柄的党羽。入元以后，西域胡商继续发挥擅长贸易的重要作用，元朝甚至特设斡脱总管府和泉府司，由这些商人负责出纳金银之事，有些权贵家中有自己专职的西域商贩（斡脱），成为从事赢利的官衙下属。《元史》与《元典章》中多次提到“贾胡”向元廷“进珍异及宝带、西域马” ，当时由南宋入元的“贾胡”沙不丁专职采集珍奇货物。泉州丁夔作为著名商胡贩运于苏州、泉州之间，为元朝统治集团中的高级官僚提供西方奢侈品。不过汉族对色目商人的普遍印象是狡诈贪婪、嗜财盗国，在当时必然会形成一些胡、汉对立的刻板意象。

笔者认为，元墓中出现胡人形象的陶俑是现实主义的写照。它说明元代贵族和投降蒙元的高级汉官要彰显自己权贵者的身份，墓中胡人陶俑与其他造型的俑一样，都有相应的摆放位置，置于车前出行或仪仗排场之中，而且造型不是简单重复或随意制作，具有特殊时代的视觉文化意义。

蒙元时代，中国版图之大，一度超过隋唐时代，当时各族迁徙与混居非常普遍，有学者分析徙居中原之色目大约亦有三四十万。 “胡人有妇能汉音，汉女亦解调胡琴。 ”但是色目人作为汉人眼中传统的胡人，除了留下了包括伊斯兰文化（回回）、基督教（也里可温）等文化遗产外，还在中原地区的墓葬中保留了胡人形象俑，外来族群血肉之躯化为汉族丧葬习俗之作，以独有的文物图像为我们留下了清晰证史的介质，不仅说明西域色目人被华化的表征，也证明胡人对中原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过不小的精神影响。

（文章来源：《文物》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