勋贵与文官制衡，皇帝居中协调，清朝以制度体系避免宦官专权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共传十二帝，历时296年（以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国祚276年；从清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算起，总计268年）。作为专制皇权的鼎盛时期，中国在康雍乾三朝期间，传统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人口增殖，土地增垦，物产盈丰，边境无事，清朝前期的综合国力曾在世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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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乾隆末年起，清朝便开始有衰落的迹象。进入嘉庆、道光年间，清朝官场之中结党营私、相互倾轧、买官售爵、贿赂成风；军队同样腐朽不堪，不仅装备陈旧、操练不勤，战斗力不强，而且营务废弛、纪律败坏，早已丧失了保家卫国的战心，沦为了将领谋取私利的工具；财政上，国库日益亏空、入不敷出，难以维系官僚体系运转和赈灾济民的需要，导致清朝仕途通道不畅和民变四起。

然而比较有意思的是，与先前中国历朝历代衰落期经常出现的情形不同，清朝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宦官干政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要想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清朝对宦官设置的防御性政策和历代宦官干政局面的成因说起。

清朝对宦官势力的防范

满清入关之前是没有“太监”这一概念的，但在入主中原之后，处于王朝生活排场的考量，逐渐沿袭了前代惯例，决定使用太监作为宫奴，服务于宫廷。然而鉴于宦官专权的历史教训，清朝皇帝从一开始就对太监的使用做出了严格的限制。顺治皇帝时期，仅有一千太监，相比于明朝皇宫中两万左右的太监人数，相差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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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宦官人数作出限制以外，清朝对宦官的日常生活也制定了许多严格规章。其中普通的小太监仅仅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而无其他权利。四品以上内官虽可享有出宫的资格，并且被尊为“太监” ，然而依旧需要对宫内事务守口如瓶，一旦对外泄露宫廷之事，必将招致杀身之祸。

顺治时期，曾在宫中树立警示太监的铁牌，分别立在交泰殿、内务府和刑慎司，以严词警告宦官们不得越权和结交外臣，如有违背则格杀勿论。乾隆登基之后，加大了对宦官的整治力度，不但严惩了几名雍正时期参与政务的太监，甚至严厉禁止太监也外廷官员、王宫贵胄来往，同时对宦官们的言行举止、个人作风等进行整肃。不仅如此，乾隆还规定了宦官只能使用秦、赵、高三个姓氏，以告诫后世子孙不忘秦朝赵高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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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曾对宦官做出过如下评语， “朕观古来太监良善者少……太监原属阴类，其心理与常人不同。有年已衰老而言动若婴儿，外似谨厚中实叵测。必人主精明，此辈始无由弄权……朕从不用便捷伶俐、言语不谨、奸诈之太监。 ” 。也就是说，在康熙眼里，宦官的心智天然异于常人，容易偏激，故而自古良善者少，是需要防范的对象。正是因为清朝历代君王，大体上较好地执行了限制宦官干政的措施，故而清代并未出现宦官专权的情况。

然而清代开朝皇帝和后继君主对宦官的防范绝非独有，不论是东汉、唐朝亦或明代，均曾在开朝之初对宦官权利做出过限制。为何唯有清朝皇帝始终坚持了杜绝宦官干政的因素呢，这就需要从宦官干政出现的动因开始说起。

清朝没有宦官专权的政治空间

宦官集团能够干预朝政，并非是因为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权需要这一群体介入朝政，以制衡外戚、世家、藩镇、官僚等其他权力集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中枢朝廷的权力构成是不同的。两汉时期，豪族世家崛起，东汉皇帝始终处于豪族世家掣肘朝政的威胁之下，因此通过扶持身边的宦官或借助母亲亲族的力量对抗权臣。所以东汉中后期，始终处于宦官、外戚和世家的三方角力状态，这是东汉宦官干政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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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地方藩镇势力开始崛起。为了压制地方并拱卫朝廷，唐朝皇帝筹建了一股强大的京畿防务部队，中央北衙禁军。由于对武将们的不信任（募兵制度下，武将拥并自立现象普遍），所以皇帝只得任命身边的宦官掌典禁军。长此以往，禁军与宦官集团发生了极其密切的联系，日渐形成为同一利益集团。故而晚唐时期，宦官长期执掌兵权，已经可以控制皇权，执掌皇帝的生、死、废、立了。

不同于汉唐，明清时期的皇权已经发展成熟，皇权最为集中的时代已经来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因其旺盛的个人精力，基本能够处理好大部分朝务。再加上明朝前期，尤其是洪武、永乐两朝，军功勋集团与文官集团相互掣肘，未能对皇权构成足够的威胁，所以宦官在这段时期里，并未出现专权现象。然而到了后期，尤其是土木堡事变之后，即便是京畿卫戍都被文官集团染指（这主要归功于于谦主持北京保卫战获得的辉煌胜利）。此后文官集团势力愈发强大，内阁逐渐从皇帝私人秘书性质的机构转变成为文官集团的代言人，严重威胁皇帝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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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虽然是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的朝代，然而皇权却被文官集团高度把持，与皇帝个人的权力产生冲突。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明朝中后期多数皇帝不得不扶持紧密依附于自身的宦官家奴。正因如此，明朝中后期的宦官专权现象，表现得尤为跋扈，这是因为他们本就是代表皇帝行事。然而不同于唐朝宦官专权源于对禁军的控制，明朝宦官的权力仅仅来源于皇帝个人。正因如此，明朝皇帝的一纸诏书即可让曾经权倾朝野的大宦官灰飞烟灭。

清朝与明朝一样，同样是一个皇权高度集中，文官集团极度膨胀的时代。然而与明朝不同的是，清朝入关之前即拥有实力强大的宗亲贵胄群体，八旗集团与文官集团的相互制衡保证了清朝中前期皇权的稳固。在明朝，宦官群体是皇帝最信任的家奴，清朝这一身份被八旗亲贵所取代。清朝几乎所有重要的八旗亲贵都是侍卫出身，这些侍卫群体充当了清朝皇帝最为信任的家奴群体，同时担负起明朝宦官和军事功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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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八旗勋贵们依旧有可能分割皇权，对皇帝构成威胁。为了进一步巩固皇权，清前期就通过设立南书房等机构，适度加强文官内阁权力，并撤销了代表宗室勋贵利益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促使八旗勋贵再难以一个整体干预政治。后来对八旗制度的改革，同样对遏制出现二元君主制度（即将清朝皇帝与八旗大可汗身份合二为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八旗制度之后，八旗勋贵的权力被削弱，使得清朝皇帝对其能否继续抗衡官僚集团产生疑问。乾隆初年的鄂张党争，对皇权稳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最终促使乾隆决定重新设立军机处，以平衡权力。皇帝通过军机处选定宗室勋贵官僚的代表人物参与机务，并根据朝廷内部势力消长和自身执政风格来调整军机处人员比例，再通过军机处操纵朝廷各方势力的调整。另一方面，为防止军机处重蹈明朝内阁的覆辙，清朝又对军机处进行诸多限制，将其固化为皇帝秘书处，而非文官集团的领袖，加强了军机处对皇帝个人权力的依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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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制度化的限制，进入清朝中后期的时候，朝廷权力大致形成了八旗勋贵（后分裂为八旗亲贵和皇室亲王）和官僚集团相互牵制的局面。而皇帝凭借对军机处的控制，一方面可以行使权力，另一方面亦能协调各方，这样就没有了宦官辅助的必要。正因如此，清朝始终未能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当然，也并非所有时候，清朝宦官群体都处于被压制的状态。顺治时期曾保留明朝的十三衙门管理内廷，弄得后宫乌烟瘴气。雍正曾在九子夺嫡时期与八旗勋贵集团和文官集团关系僵化，同时和宫中太监达成同盟，因而登基之后对宦官多有放纵。然而这些短期内宦官干政的特例，均在清朝政治结构的大环境下消弭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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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清朝始终未能出现宦官专权的情况，既有历代清朝皇帝对宦官干政的防范，更重要的是清朝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并不存在宦官干政的空间。到了清朝末年，逐渐进入君主立宪的新政时期，更没有可供太监腾挪的权力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