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投靠日本人的三个伪政权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政府派“中国通”喜多诚一少将执掌华北特务机关，最主要的任务是策划汉奸政权。日本人的本意是再造一个与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北洋政府，使中国政局回到1924年前的南北分裂，实现以华制华。

喜多曾任职日本驻华武官多年，与北洋官僚们交往甚密，是完成该任务的最佳人选。他清楚军阀官僚们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毫无祖国观念及潜在的号召力。针对这些特点，他特定了一套选拔伪政府成员的标准：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流人物任之；素无抗日言行，又非29军出身，且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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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要求，喜多认为最理想的是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他计划以靳云鹏或吴佩孚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内阁总理。靳云鹏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在华北军政人员中具有威望。吴佩孚在华北有军事号召力，可利用他组织一支杂牌军队参加政府。曹汝霖是老牌的亲日分子，让他担任伪政府实际责任，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

不过，靳云鹏以“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的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 ”曹汝霖因与喜多是旧识，在日方的强烈攻势下不敢公然拒绝，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周旋。后来，蒋介石给曹汝霖写了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使他下定决心不在伪政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

由于以上人物拒绝，喜多建立强势北洋政权的构想化为泡影，但不论如何，先拉出一个人维持政府是当务之急，日方的视线投向了另一个老牌亲日分子——王克敏。

王克敏曾担任清国驻日大使和北洋政府数任内阁财长，在旧中国政坛只是一个声名一般的人物。他的出现，使董康、汤尔和、朱深等一班北洋遗老纠集到一起，开始了临时政府的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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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原定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军事当局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溃灭，接着树立华北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通知汉奸们提前于12月14日在北京怀仁堂成立。

但这个“政府”始终未能继承北洋政权断灭的合法性，不仅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对日也未以中国政府的身份签订任何条约，只是一个地方维持政权。

正当“华北临时政府”挂牌时，日本“华中方面军”的松井石根大将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一方面要成立“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之类的地方性临时机构，另一方面必须积极筹建正式的华中伪政权。

松井脑海里的第一人选是唐绍仪，但曾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年已八十的他不愿在此时立即出山。松井的第二个人选是“精通财政的李思浩，此人属安福系（北洋军阀时期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同蒋介石、王克敏都有亲密交情” ，但南京陷落时，他已去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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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时打不开局面，松井心急如焚。 1938年2月10日，他得到了将被大本营解职的消息。如果回国前不能迅速建立“临时政府”作为治安对策，届时将无法交代——华北方面军早在1937年12月14日就在北平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而“华中派遣军”至今未见成果，这给了松井极大的压力。他决心在正式解职前，抓紧筹建好华中伪政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方面选定了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的三人组合。梁鸿志曾任职过安福国会参议院的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陈群是梁鸿志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革命时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温宗尧是老牌的反蒋政客。

1938年3月28日上午10时，在日方的幕后导演下，这个集各派政治力量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宣告“挂牌” 。至此，以日本“华中方面军”为背景的南方汉奸政府成立。

“南京维新政府”成立时，一开始是定位地方政权的，不过，最终用“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名称， “国旗”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机构组成等，都具有中央政府的外表与模式，甚至在其行政院各部中比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多了一个外交部。

但日本最高军政当局从日本侵华最高利益出发，为抬高北洋政府，贬低南京伪国民政府，故以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继承中华民国的正统，南京原则上听从北京的指导，但并不是隶属北京的地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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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伪政权也尝试将“南京维新政府”吸收过来，但由于日本南北军方的内部竞争及王克敏与梁鸿志互不买账，最终无果而终。但南北两个伪政权分立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日本最高当局的心目中，无论是王克敏还是梁鸿志，都不是中国的“第一流人物” ，他们在资历、威望、影响等方面，均不足以号召与领导全中国。

这时，汪精卫出现了。他让日本人喜出望外，他的资历和声望，为调停南北两派、另组统一伪政府提供了契机。 12月18日，他离开重庆直飞昆明，于19日飞抵越南河内，开始了所谓的“和平运动” ，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酝酿，终于在1940年3月30日“还都”南京，成立了形式上统一的日占区“国民政府” 。

三个伪政权的合并使日方彻底从利用北洋政府与国民党的矛盾，转向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北京临时政府”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 ， “国旗”由北洋时期的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政府旗。为了区别重庆政府，旗顶多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

伪政府虽在“国旗”“国歌”等形式上统一了，但由于北京伪政权有很深的北洋背景，与国民党格格不入，所以，财政、军事、人事都不受汪派控制。日本最高当局从战略角度出发，很快以更恭顺的王辑唐取代了王克敏。

汪伪的成立，在成立之初的八个月甚至得不到一个国家的承认，包括日本在内。日本曾奢望南京伪政权能与重庆合流，但蒋汪的矛盾之深，使重庆方面难与日本妥协。汪伪南京政府的成立，反而加剧了重庆政府的抗日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