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汉人皇帝，崇祯帝为何自缢也不南迁，不是不想是身不由己

崇祯皇帝在最开始的确是有过南迁的想法，并且和大臣们策划了好一阵，但是有一次在朝堂上，大臣说了一句话:“让太子去南京，大臣们意欲何为？难道是想重现唐肃宗灵武的故事吗？从此就再也没人敢说南迁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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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明朝往南迁移的好处有哪些：

一，南方比北方富裕多了，没有北方那样的灾害连连，摇摇欲坠的大明朝财政问题可以缓解不少

二，南方尚有几十万的军队，短期内自保完全没有问题

三，李自成在占领京师以后，多半会和清军开展，这样如果他赢了就平息了外患，输了也是平息内乱，所谓坐收渔翁之利也

四，崇祯皇帝南迁以后，皇帝还是他做能够减少争皇位的内耗，凝聚起明朝力量。

五，政府机构如果全部南迁，清军是不会那么容易接收到明朝的官僚体系，其统治也不会那么顺利。

在当时的时局下， “南迁”似乎也是摆脱外忧内困的唯一方案。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将军的几万大军，下游还有有江北四镇的几十万军队扼守天堑，南京相对于北京来说要安全得多，退一万步讲，即使最后北方完全沦陷，明朝效仿宋朝偏安江南一隅，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 “南迁”即是意味着放弃祖宗事业，皇帝难以开口，至少要有当时内阁、六部的大臣出来说话，最后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遗憾的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们都怕承担骂名，更不敢将“南迁”说出口。到了初九的时候，崇祯皇帝向内阁大臣提出“愿意督师”时，大臣们纷纷表示愿意“代皇帝出征” ，却没有一个人敢提“迁都南京” 。

随着形势不断发展。李自成到了山西以后，其发布了对明朝的声讨，引起了朝野震动。虽然李自成说“君非甚黯”—意即皇帝其实不坏，朱由检仍然颁布了一道“罪己诏” ，诏书里他为国家危亡做了检讨，将所有的罪过都归到自己头上。他本来想凝聚起日趋涣散的民心，力挽狂澜。可惜的是，事情已发展到此，这样做已经于事无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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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崇祯皇帝再次想起了“迁都南京” ，他单独召见了驸马都尉巩永固，向这位皇亲国戚驸马征求时局对策。驸马极力推动皇帝“南迁” ，说如果继续困守京师，坐以待毙只是时间的问题。

不久以后，李明睿也公开上疏皇帝，建议“迁都南京” 。他指出：如果皇帝“南迁” ，不仅京兵可以一路上护驾，在过往途中甚至还可以招募数十万的士兵扩充力量。途径山东的一些王府可以驻扎，凤阳的中都建筑也可以驻跸，在南京有大臣可以商量大事，从而中兴大明。京师这边也可以委托内阁大臣来辅佐太子，料理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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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把他的奏折交给内阁大臣们。大臣陈演极力反对“迁都”一事，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并声色严厉斥责李明睿的“歪理邪说” ，声色严厉地恐吓：不去除李明睿，不能够安抚民心。

李明睿听了以后当然不服气，并且为“南迁”辩护，他引用宋朝“迁都”后，国运延长了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复辩解，唯有“南迁”才能中兴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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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对光时亨非常反感，毫不留情地训斥他是出于“朋党”意气用事，并下达了圣旨：“光时亨阻碍朕迁都南京，本来应该处决，这次暂且饶了他。 ”崇祯虽然态度非常坚决，但是大臣们都不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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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随后写给皇帝的秘密奏折中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派太子迁往南京，把南京作为大明的陪都，留下一条后路，以让民众有希望。崇祯皇帝看了他的奏折以后，非常欣赏，兴奋得绕着宫殿来回踱步，直到把奏折揉烂了还不肯放手。并立即召见了内阁首辅陈演，对他说：李邦华说得对！然而陈演坚决反对迁都南京，并向外界故意泄露了这个消息，并且让大臣们都迁都的主张。

自此崇祯皇帝感受到了“南迁”的压力，他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即再次召见百官群臣时，作出了和他的本意大相径庭的决定：死守京师。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单独离去，祖宗留下的宗庙社稷怎么办？陵寝怎么办？京师百姓怎么办？朕愿意与大明同生死，这也符合道义。

此时有大臣建议，提出可以让太子去南京，从而延续大明王朝。

崇祯皇帝反驳道：朕经营大明十几年了，还是，太子这样的未成年人，又做得了什么事？你们应该研究战守的对策，其他的话就不必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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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在迁都这个问题上，前后判若两人，也实在是在那个位置由不得自己，再加上内阁陈演的坚决反对。陈演感受到压力，不得不乞求辞职。朱由检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对陈演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对这位辅政大臣的消极辅政，显得无可奈何。所谓“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就是“南迁” 。继任的内阁首辅魏藻德，更加老奸巨猾，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南迁”不置可否。使得朱由检感到孤立无援，在龙椅上耸身舒足，仰天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