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美德，大莫过于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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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彦斌

法学学者

争既然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即使是争也要讲和气。让是结果，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慷慨转移。而和是让的前提，没有和和气气，当然难有让的结果。即使是激烈辩论，也应当以和为贵，和为贵的辩论，是君子之辩

因为资源过于稀缺，人与人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人的生命力之本质和人类社会的永续本质，就在于争。 “温良恭俭让”当然不反对争，只是吁求争之道，吁求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来争，营造一种温和的交流秩序和交往秩序。

人与人争利益，组织与组织亦争利益。在先秦时，一种重要的组织是家族，一大家子，既是政治单位，也是生产单位，为了其家族的利益，争个不停。在家族之上，构成邦。邦分大小，有的是极小的单位，类似于酋长集团，有的则极为庞大，已进化为国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邦与邦的竞争，不仅仅是为了国民而争，更是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尊严甚至一个念头的实现而争。本来竞争应该是理性的，但是统治者未必时刻保持理性，这种争就会变成非理性的扩张和竞争。

我曾在讨论道格拉斯·诺思的《暴力与社会秩序》中写到：在觅食秩序中，超过25人，已经诞生了强人，进而强人变为酋长。当人群与社会规模逐步扩大，强人、酋长式的人物从单个人变成一个基于血缘、妥协、联合、兼并、功劳等各种因素的集团，这个支配集团具有强大甚至全面的决定力量，也可以说是权贵支配集团，拥有超量特权。少数统治者必须依靠这个集团，才可维持统治。这里讲的是人类社会早期的样态，地球万国虽不同，大体类似，国家就是从这种觅食秩序的复杂化过程中一步步进化而来：“所谓原发国家，就是说，从酋长部落的数百人、千人规模过渡到国家之后，国家就是这种能够保障秩序并应对暴力的唯一社会形态，就是这种被支配权贵集团控制的样子。 ”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古希腊人在面临城邦竞争时所讲的话语：“如果我们确实接受了一个奉献给我们的帝国，而且不肯放弃它的话，那是由于三个最强有力的动机——恐惧、荣誉和利益——的驱使所致。我们也不是这个范例的首创者。因为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这一直就是一条普遍的法则。 ”所以说， “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是根据达尔文的理论而做的一个经典概括，达尔文式的弱肉强食，实在是自古及今史不绝书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是写下了人们对正义的嘲讽、不屑或者某种偏激深刻的见解：“当你们考虑到利益的时候，才开始高喊‘正义’的口号。 ”也正因为邦域有争之存在，所以杨树达才说春秋之美德，大莫过于让。

在“温良恭俭让”的基础上，孔子的学生有子进一步概括：“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恭敬要近于礼，礼则以和为内核，这样符合先王之道。

争既然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即使是争也要讲和气。让是结果，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慷慨转移。而和是让的前提，没有和和气气，当然难有让的结果。即使是激烈辩论，也应当以和为贵，和为贵的辩论，是君子之辩。如果说“温”更像日常生活中的与人相处， “和”就更有邦域竞争中两方交谈的味道，既重和又重礼，就有希望把可能的战争消弭于谈判当中。

进一步说，信守双方交谈的结论，要近于义。什么是义?义就是在利益之上的大义。义，通谊，说文解字解为“人之所宜” ，这个解释有点循环论证的味道，人之所宜，就是人该做的，不义就是人所不该做的。甲对乙有恩，乙不仅不报恩，反而出卖、伤害甲，这就是典型的不义，必然遭到人们的谴责。即使披上了组织和邦国的外衣，同样如此。所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中所强调的“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这一直就是一条普遍的法则”“当你们考虑到利益的时候，才开始高喊‘正义’的口号”这两句话，说得固然没错，但是培养出来的也只能是并不受社群欢迎的利己主义者，连精致都谈不上。

恭敬要近于礼，这倒是一句平常的话， “远耻辱也”却不平常，甚至有点费解。恭敬若不近于礼，就耻辱吗?似乎也不能这样说。那么，将耻辱一词用在这里，大约还是强调恭敬与礼仪的同等重要。

特别重要的是，有子这里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在这里，论语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先王”登场了。我们大体上可以说，温和秩序主义，作为孔子的符号性主张，在孔子与孔门看来，他们是概括了先王的理念，而不仅仅是自说自话的自我创造。他们把先王与自己描述为一条思想谱系，有传承而未断绝。

一方面，孔门极其重视历史，其课程讲授本来也就是传习历史当中的历史经典，重要的尚书和春秋本身是历史教材，诗经当中也有大量历史内容。另一方面，尚古本来也是当时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尚古与宗教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礼记·表记》当中记录了孔子的话：“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这个论断，当然获得了甲骨文的证明，当殷人率民以事神时，神启的意义大于人类社会的自我决断，而到了周代，事鬼敬神而远之，则历史登场。可以想见，在很大程度上，周代正是以历史为自己合法性论证之来源，认为自己继承的是历史上的正确做法。由此，进入周的叙述逻辑时，先王尊奉什么价值观，就成了说服各方的重要方式了。这样来看，孔子的温和秩序主义或温和秩序理念当中，尊重传统实为一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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