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奠“九一八”英灵，不应该忘却这些“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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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王宏嘉】

88年前的9月18日，柳条湖的爆炸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注定改变了每一位东北人乃至中国人的命运。近些年来，随着“十四年抗战”的概念越发深入人心，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将士短暂但壮烈的抗战义举开始越来越多地走进公众的视野。以马占山、李杜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东北军爱国将领，以及以杨靖宇，赵尚志等人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领袖，在东北沦陷之际奋起抵抗日军的入侵，大大地振奋了民心，也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名垂青史。

不过，在这些为了不做亡国奴誓死抵抗的，更加“著名”的军人之外，还有一些在现在看来并不知名的“小人物” ，也尽己所能地为保家卫国做出了贡献。这些“小人物”也许并没有机会在历史长河中大放异彩，但是，在“九一八”之后东北最黑暗的日子里，他们的所作所为仍然成为了划破沉沉黑夜的，转瞬即逝的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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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汉与赵镇藩——孤独的抵抗者

1907年，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加强奉天防务，在奉天北郊约3英里处设置北大营，后为东北军所沿用。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前后，关东军在距离北大营880米处的柳条湖秘密引爆小段南满铁路，并嫁祸于东北军，随后驻于奉天大和旅馆和北虎石台的日本独立守备队炮击北大营，于铁路爆破点以北约四公里的文官屯待机的日军同时南下，开始攻击北大营。而此时驻守北大营的，正是东北军独立7旅王以哲部。

王以哲作为少壮派军官的代表人物，很是被张学良所器重，其下辖的独立7旅也是驻留关外东北军中少数的精锐部队，军官大多是接受正规军事教育的精英，是支持张学良同奉系勋旧派抗衡的中坚力量，王以哲亲书旅训于北大营中：

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人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精神，结成团体，共赴国难。

虽然全旅对于九一八事变前日军的种种挑衅行为有所戒备，也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可能遭受的攻击，不过9月18日夜，第七旅显然没有做好共赴国难的准备。当日，王以哲本人在城内参加武汉水灾赈济会议，并未驻留军中，多数团级指挥官夜都在家中安眠，日军进攻北大营时，全旅的实际指挥官则只有当晚留宿军中的参谋长赵镇藩，以及冒着日军炮火从家中赶回北大营的620团团长王铁汉。

赵镇藩（1902-1967），吉林省启吉县人， 1923年东北陆军讲武堂第4科步兵科毕业， 1927年北京陆军大学第七期毕业， 1931年5月任东北军独立第7旅参谋长；王铁汉（1905-1995），辽宁省盘山县人， 1922年北京大学预科肄业， 1923年如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科毕业， 1925年北京中国大学肄业， 1931年初任陆军独立第七旅620团团长。

赵镇藩收到日军进逼北大营消息后，随即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同时致电王以哲以及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请求指示，荣臻命令赵镇藩“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 ，赵镇藩气愤地质问荣臻， “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臻则回答， “军人要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

王以哲也致电赵镇藩，命令其执行上级不抵抗的命令，收枪入库，赵镇藩表示恕难从命，命令部队做好防御准备。 11时前后，日军进入北大营防御范围，赵镇藩肩负起整个第七旅的指挥工作，顶着抗命的危险下令部队向日军射击以争取时间，日军转而使用火炮打击东北军驻地，赵镇藩有效利用这一窗口期，命令北大营中的非战斗部队撤出北大营。

11时30分，王铁汉赶回北大营，三次致电王以哲请求率队迎敌，然而得到的回复仍旧是“不准抵抗” ，只得同赵镇藩一同，率领部队边打边后撤。 19日凌晨1时40分，进攻的日军开始接近王铁汉团，并炮击营房，荣臻再次致电王铁汉，令其不准抵抗，王铁汉激愤地回答：“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官兵不能持枪待毙。 ”

凌晨2时，日军增援部队抵达，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冲击北大营内面对身边不断倒下的子弟兵，王铁汉再也无法忍受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转向官兵大声疾呼， “上边不许我们还击，可我们中国人也不能就这样任日本人随意宰杀呀!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今天我宁可违抗军令，也要打他狗日的!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杀敌的战场上!”随即下令部队开始还击。

凌晨3时前后，面对攻势不断加强的日军，以及上峰不断施加的压力，独木难支的第七旅只得选择突围撤离北大营，赵镇藩指挥部分兵力在东营门两侧压制关东军，以掩护大部队撤退，王铁汉选择殿后，他率领620团当头痛击关东军的拦截，最后翻越营垣撤出北大营。凌晨5时30分，日军完全占领北大营，第一旅撤往锦州，并10月初在张学良的指示下撤入关内。

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后人往往希望能够塑造一名“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形象，不过在我看来，时间的先后或许并不重要。不论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黄显声、马占山、王铁汉，还是并未为世人所熟知的驻长春东北军第663团、驻南岭东北军第671团，以及驻哈尔滨东北军第22旅。面对穷凶极恶的日军，驱羊入虎口的上级，以及叛逃投敌的战友，每一名仍旧选择坚持抵抗的东北人手中射向侵略者的子弹，都是打响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第一枪” 。他们是乱局漩涡中孤独的抵抗者，但是他们并不孤独。

1945年，赵镇藩和王铁汉分别在河内和杭州参与日军受降，相较于大多数选择投靠日伪的原东北军将校（原因很多，也很复杂），赵王二人能够在14年的抗争和坚守中迎接最终胜利的曙光，是否可以说正是9月18日夜晚种种的一个印证呢？

宁恩承——士报国恩的年轻“船长”

北大营十里外，日军的炮火声惊醒了我们的第三名主人公，东北大学校秘书长宁恩承。宁恩承（1901-2000），辽宁省辽中县人，少时就读于省立奉天第一师范， 1921年入南开大学， 1929年留英归国，就任边业银行总稽核， 1930年末，张学良亲自将宁恩承调任至东北大学秘书长、代理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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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吉林市

9月18日晚，宁恩承同往常一样返回校园家中就寝， 10时许，巨大的爆炸声将宁恩承从睡梦中惊醒。起先宁恩承误以为是校办工厂锅炉爆炸，但在通过电话确认却是无事发生，宁恩承放心不下，遂奔行至校长办公室，途中一发炮弹再次从他头上掠过，随之划入东方夜空，而爆炸的目标，正是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宁恩承开始发觉事态不妙，随即不断给帅府，奉天省府，教育厅拨电话，帅府并未有接听，时任奉天省主席臧士毅仅仅冷冷地告知宁恩承：日本人攻打北大营，学生不要闹事。时任奉天省教育厅长金毓黼也向宁恩承确认了关东军开始军事行动的消息。

既然无法从官方获得更多援助，便唯有自救。为了应对日军可能毁坏校园的电力设施，宁恩承首先立刻动员学校工作人员，将可以找到的一切照明器具集中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为了防止炮弹落入校园中造成伤亡，宁恩承劝说校医留守学校随时听候调遣。最后，为了保护学校中的200名女学生，宁恩承将全部女学生转移至由钢筋混凝土筑城的校体育馆中避难。全部部署妥当后已然凌晨，宁恩承再次给有关部门一个一个拨打电话，但都未收到任何回复。凌晨2时许，宁恩承方在暂熄的炮火和机枪声中忐忑入眠，所幸一夜无事。

9月19日清晨，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方在知晓18夜间的骚乱，宁恩承家中早早挤满了惊慌失措的师生。早6时，宁恩承召开了全校大会，会上他向师生了通报了前日夜间以来发生了种种事态，并安抚大家，日军在沈阳的驻军驻军只有三千人，主要用于占领东、北大营，兵工厂，帅府以及各级政府，人手注定不足，因此校园暂且安全，

英国人有一传统，一艘船将沉没的时候，船上的妇女小孩先下船，先上救生艇，其次是男的乘客，再次是船上的水手，最后是船长。如果船沉得太快，船长来不及逃生，这船长就随船沉入海底。今天我是东北大学的船长，我们这条船处在风浪之中，不知要有什么危险。我向诸位保证，我一定遵守英国传统，策划安全出险办法。如果遇上危险，逃生的次序一定按我所说次序实行：妇孺先离船，其次是教授、学生，再次是职工，我是永守舵位，尽力让大家先逃生。

随后他又话锋一转，郑重地告诫在场的所有师生：

中国向有国家养士的传统。古人说“士报国恩” ，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士，应有“士报国恩“的准备。如果暴风暴雨不久就过去了，大家平安无事岂不好。反之，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士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惧了！

日本人虽然没有第一时间“造访”校园，但宁恩承很清楚，该来的总是会来的，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校园中中滞留的200名女学生。在外交关系错综复杂的时代，中国领土上最安全的地点，往往却是外国人的“领地” 。宁恩承计划将女学生疏散到英国人在小河沿开办的医科学校中，他找到德国教员布希，让步希先探明道路，再让身着破衣烂衫女学生门三两一组，在德国教员的暗中保护下，小心翼翼地穿越站满日军士兵的沈阳市区，几小时后，全部女学生都被暂时安全转移。

9月23日，南满中学堂校长中岛守人代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前来“造访” ，他希望东北大学能够正常开课，并且承诺会提供更多经费，尽力帮助东北大学，宁恩承郑重表示：我是中国官方人员，虽然我们是教育界中人，我仍然站在中国的立场。在现在环境之下我不能接受日本帝国的任何援助。扼杀了日本人希望借助文化界力量，粉饰侵略战争的企图。

为了防止日军的报复，宁恩承加快了转移速度。他找到南开时期的同学，北宁铁路局车务处负责人胡顺忱特批了几节车厢， 9月24日，东北大学全体在校学生，愿意离开的教授职工家属，以及宁恩承的全体家眷，在悲愤中登上了驶往北平的列车，开启了15年辗转流亡的血泪史。而宁恩承本人则履行了前日的“船长诺言“ ，留在了沈阳，留在了东北大学，他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翌日，宁恩承最后一次巡视校园，并让几名留下的工友把各处门窗全部关闭锁上，独自缓缓离校。

宁恩承虽然没能保护校舍校产，但是他却守护了东北大学最宝贵的财富——学生。此后，流亡进关内的东北大学师生们，将以实际行动证明，何为“士报国恩” 。

米春霖——漩涡中的“普通人”

在第四名主人公出场前，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下东北军最高指挥官，少帅张学良。 9月18日当晚，在北平疗养的张学良正在中和戏院看戏，中途得知事变爆发后随机返回协和医院处理东北政局。九一八对于少帅而言可谓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民国的张副司令，他要遵守国府“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的大方针，同时作为东三省的张少帅，他也不能眼看着家乡父老在日军的屠刀下引颈待戮，权衡之下，张学良命令尚在东北的官员军队撤退至锦州（今辽宁省锦州市），稳固阵线，以待国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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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9日，沈阳城外的日军

张学良希望能够在锦州派驻一名能够在乱局中代替自己主政东北的大员，以稳定军心，争取扭转局势，但这一重任，究竟应该交由谁来负责呢？表面上人才济济的东北军中，能够留给少帅裁夺的选项其实并不多。

长期以来，奉系内部主要分为元老派、士官派和陆大派三大派系，元老派大多为追随张作霖打天下的老臣，士官派即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振武士官学校毕业生为主，例如杨宇霆和姜登选，陆大派即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为主，为首者即为郭松龄。其中士官派和陆大派相互倾轧， 1925年郭松龄枪杀姜登选，举兵讨张失利后，两派均遭受很大打击。皇姑屯事变后，东北军内部转为张作霖执政末期掌权的勋旧派和张学良所扶持的少壮派两大派系，双方围绕东北易帜，收回中东路以及参加中原大战等领域展开斗争，其中勋旧派往往站在张学良的对立面，致使张学良于老虎厅枪杀杨常，表面上稳定了东北军内部的军心，但也同时埋下了日后东北军分崩离析的祸根。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内部薄弱的连结瞬间崩溃：

代长官荣臻，作为事变时东三省最高指挥官，他势必要对东北军的“溃败”承担一线责任，很难再次服众；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声称坚守自己一省父母官的气节， “拒绝”撤离沈阳，已经为关东军控制（三个月后臧式毅投降日军）；吉林省代理省主席爱新觉罗?熙洽，面对进攻吉林城的日军选择直接跳反，开门揖盗并顺势投降日军；远在黑龙江省的万国宾是个标准“阀二代” ，万福麟安排的窦联芳和谢珂也是畏首畏尾，难堪大任；辅帅张作相，作为勋旧派的代表人物，张作相事变时正在锦州治丧，为了笼络人心，张学良恳请他出任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但是实际上辅帅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几乎再无过问东北军政事务……

权衡再三，张学良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东三省兵工厂总办米春霖。米春霖（1882—1951）字瑞风，辽宁省葫芦岛人，早年入奉天法政学堂，从军后追随朱庆澜转战南北，护法运动后转投奉系孙烈臣帐下，颇受张作霖赏识，主要负责掌管奉系军需工作。 1931年1月，米春霖被张学良调回沈阳，出任东三省兵工厂总办。

九一八事变时，米并不在沈阳，而是随张学良暂居平津， 9月23日张学良在北平发出漾电，任命米春霖为辽宁省代理主席。 9月24日，日军开始空袭锦州， 28日，米春霖率领彭济群、邢士廉、张振鹭等人赶往锦州，分别与黄显声和荣臻汇合，组织省政府行署，并讲省政府行署设在东北交通大学校舍。据说他还在东北交通大学大门左右两侧分别镶上一个半圆，象征日本国旗，每次开门时都要“扯裂日旗” ，来展示其抗日的决心。

米春霖接管东北防务后，急调原驻通辽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驻洮南步兵第20旅常经武部、以及驻盘山步兵第19旅孙德荃部向锦州集结，与锦州当地驻军步兵第12旅张挺枢部一同构筑大凌河防线。另外命令黄显声率领辽宁省警务处新编的公安骑兵3个总队调防锦州北部，整训迎敌。

由于这一阶段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是黑龙江省，因此在辽西并未有足够的兵力部署，因此日本军希望通过投降的张学成率领的伪军来主攻辽西，张学成是张作霖的侄子，张学良的堂弟，两人素来有阋，九一八事变后，张学成随之投靠日军，自封“东北自卫军总司令” ，号称辖有18个旅，并以日本人为顾问指挥。米春霖本着民族大义希望将其剿灭，但有碍于其亲属身份，因此派黄显声奔赴北平专门就此事请示张学良，在获得首肯后，他命令熊飞率2个公安骑兵纵队往剿，高山子一战即将张学成及日本顾问击毙，缴获伪司令大印旗帜、布告、文件等物品，并且遣散所有俘获人员，不以留用。随后的三个月中，代省府一直在辽西同关东军和伪军进行军事斗争。

11月日军攻陷黑龙江后开始加强对辽西的攻势，国民政府仍然希望以外交手段解决纷争，试图通过西方列强的支持，将锦州一带划为非军事区。但是张学良则更倾向于直接同日方进行一对一谈判，双方矛盾颇大。国民政府其实并不希望东北军撤离锦州，但张学良为日本所恐吓，担心日军从海上登陆，从而直接威胁其在华北的利益，因此最终下令东北军全部撤入关内。米春霖被张学良调回北平，临时公署也于12月下旬开始搬离锦州， 1932年1月3日，东北军政官员全部撤离锦州，午后，锦州沦陷，三个月的锦州抗战宣告失利，米春霖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也随之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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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全城被日军占领

米春霖晚年深居简出，不再过问政事，也未有留下更多的史料，相对于本文的其他几名主角，他的故事只能更多从侧面知晓。或许按照当代标准，米春霖的所作所为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他本人并不能被归为一名“英雄人物” ，但是我还是要专门花一个章节来写他，因为民族存亡的关头，挺身而出的并非只有“英雄” ，更多的是被我们所忽略的“普通人” 。

历史应该铭记“英雄” ，但也不应该彻底忽略，遗忘这些“普通人” ，米春霖恰恰就是一位代表性的“普通人” ，他能力出众，不计功名，在人人自危的漩涡中受命出关，他试图力挽狂澜，却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最终无法逆转败局，他在锦州的所作所为往往被归结为其他人的功劳，而本人却被部分人调侃为畏缩的五大道寓公。但是在五年后的“双十二”风波中，少帅本人以及整个东北军能够再次倚杖的人，还是米春霖。

赵毅敏——传递薪火的渡舟

让我们在把视线聚焦回到9月18日夜里，沈阳北市场，福安里4号，一名面色凝重的男子在枪炮声中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他就是本文的最后一名主人公，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赵毅敏，他意识到，日军蓄谋已久的侵略依然正式开始，中华民族即将迎来一场空前的浩劫。

赵毅敏（1904-2002），河南省滑县人， 1924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6加入中国共产党，辗转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 1928年回国， 1930年起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此时他的化名叫做刘焜。

中共满洲省委初创于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陈为人到东北筹建满洲临时省委，开始整顿、恢复和重建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所破坏的东三省党组织。 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中共中央派遣上海沪东区委书记的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除担任宣传部长的赵毅敏外，领导班子区域人员分别为省委书记张应龙、组织部长何成湘、秘书长詹大权以及军委书记廖如愿。

长期以来，满洲省委都密切关注着东三省复杂的局势，对于日军的野心和动向也有着足够的了解，从1931年4月开始，省委就不断向中央汇报日军可能出兵直接占领满洲的可能，并且列举了大量的力争，因此9月18日的枪声对于满洲省委的同志说来，或许并不感到突然。不过作为一名党的宣传工作者，赵毅敏也敏锐地意识到，越是在这种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就越是有必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来发表一个振聋发聩的宣言书。但是由于时值午夜，省委的同志们分散在各处，街道上日军横冲直撞，枪炮声不绝于耳，显然是无法第一时间将大家召集在一起进行紧急会议的。另外，由于大批组织骨干都被调往哈尔滨发展工作，前任省委书记，整个东北党组织的主心骨陈潭秋（当时化名为孙杰）前日也刚刚被捕入狱，新任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抵达东北仅有半年时间，并未完全掌握复杂的情况。因此赵毅敏告诉自己，身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撰写这份宣言的重任，只能由自己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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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敏

在昏暗的灯光中，伴随着不绝于耳的喊杀声，赵毅敏在这一夜奋笔疾书，将他长期工作中积攒的腹稿，结合满腔悲愤的怒火，化为主旨鲜明铿锵有力的文字，是为《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也即更为人所熟知的《九·一九宣言》。

经历了混乱一夜， 19日一大早赵毅敏便冒着危险走上街头，赶往省委机关召开了晋级常委会议。大家讨论了日军占领沈阳后的紧急形势以及当前各种紧迫工作任务，会上部分同志也提出希望能够以省委的名义撰写发表一份宣言，这恰恰和赵毅敏前一晚的工作完全吻合，他赶忙拿出自己以及起草好的宣言草稿，并经过讨论，对时局做出了更正补充，宣言得到全体在场人员的一致通过。随后，赵毅敏立刻组织油印， 9月19日当天，大批印好得《宣言》被秘密发放到省委党员们手中，之后再由地下党员巧妙地送到公共场所和群众的家中。下午，惊慌得沈阳市民在全城四处张贴的关东军颠倒黑白的布告中，惊讶地发现了署名为中共满洲省委的《宣言》，大为振奋，多年以后，赵毅敏仍然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广大群众同情共产党，痛恨日本侵略者，看到东北军不战而逃，非常失望。他们认识到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领导人民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所以当时是党找群众，群众找党。有些进步青年基于找到共产党，再他们的想象中，共产党人就是身穿蓝大褂、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的人……

《宣言》本身并不长，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告知东三省百姓，日军已经武装占领沈阳，长春以及铁路沿线大小城市；第二部分，揭露日军的颠倒黑白的谎言，并告知人们日军发动事变实在“大陆政策”指导下蓄谋已久的行动；第三部分，猛烈抨击国府的“不抵抗运动” ，并且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第四部分，十七条具体的呼吁内容，例如罢工罢课罢市、打倒外交协会、发动游击战争等等。《宣言》语言朴素易懂，说理直白简洁，同时也犀利地指出事实的前因后果，戳穿国民政府与日军的谎言与欺骗，以催人警醒，并且直接号召人民群众该实际行动起来，投身于拯救民族的斗争之中。

《九·一九宣言》是中国共产党针对九一八事变发表的第一个反对日本侵略的宣言。它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急的关键时刻代表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立场，充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罪行，驳斥了事变的因由是“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的无耻谣言，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罢工、罢课、罢市，发动游击战争，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这份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发出的第一份抗日檄文，也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抗日的第一篇宣言。此后，满洲省委又发表了《告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以及《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等等。

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虽然《宣言》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也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的决心，它是中共满洲省委最早站出来，和东北人民共同抗战的铁证。在《宣言》的感召下，一批批为人所熟知的有志英杰从关内奔赴东北，在各个不同的战线挥洒他们的汗水和鲜血。

1932年，日军占领东北全境，成立了“伪满洲国” ，相比在“江桥抗战”中名声大噪的马占山，或者日后毅然加入共产党，在白公馆英勇就义的黄显声等人，本文的几位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恐怕既无法影响大局，也无法广为传播，他们所做的无非是一些各尽其责的“小事” 。但是，正是这些临危不惧，恪尽职守的人们在风雨飘摇之中坚持做完的“小事” ，蕴含着一种更加深刻的力量。它们不仅向今天的我们展现了更加丰满，更加立体的历史画卷，更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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