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告别信”考释

张学良“告别信”考释// //

1937年1月6-7日张学良所写大本日记手迹和1937年1月5-8日张学良所写袖珍日记手迹（笔者2009年拍摄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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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纽约3月20日电（采访人员刘莉），纽约邦瀚斯拍卖行20日举行“海岚?里昂西安事变历史文件”拍卖会，这批历史文件包括一些从未公开展示的重要文档，拍卖总成交价达270万美元。本次拍卖会上成交价最高的一件拍品是张学良写的“告别信” ，以85万美元成交。该信共8页，在其中张学良表示“宁可自尽也不愿意接受屈辱” 。 3月21日，中国新闻网对此也作了报道，并刊出了“告别信”的一页。

现在的问题是，这封“告别信”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其性质如何？换句话说， “告别信”是一封普通的信件还是一份遗嘱？如果是一份遗嘱，张学良为什么在当时要立份遗嘱？这份遗嘱在当时是否产生过影响？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人们并不清楚。现在根据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藏张学良档案对这封“告别信”略作考释。

首先， “告别信”是不是真的？要弄清“告别信”是不是真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拿真的历史文献与其比对。比对的角度有两个，一是形式，二是内容。从照片上看，纽约邦瀚斯拍卖行拍卖的“告别信”系张学良手书，时间为1937年1月6日。根据这两个要素，我们可以查阅张学良日记。张学良日记现存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共24本，始于1937年1月1日，止于1990年12月31日，早年有中断。其中1937年、1945年到1954年，张学良记了两种日记，一种是32开的大日记本，一种是袖珍小日记本。想必当时张学良已经作了最坏打算，一旦大日记本被没收销毁，他还可以保留小本日记。在1937年1月6日这一天张学良在两种日记本上都写有日记。两种日记的照片如下：

从以上三张照片中的字迹来看，应该是出自一人之手。也就是说， “告别信”应该是出自张学良手笔。从内容上看，同一个人同一天晚上写下的文字，在思想上应该有一致性，至少不会自相矛盾。查“告别信”中有“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误国”一语，而大本日记中则“提要”栏则有这样一段话：“西安之事，闻之使我忧悲万分，夜不能睡。余希停止内战，可一致对外，不囗想恐内乱又来，抗日无期。余救国有心，处事乏策。余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心救国等于误国。 ”其中“余救国有心，处事乏策。余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心救国等于误国。 ”与“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误国”文字虽然不同，意思基本一致。因此从内容上看， “告别信”的某些内容与张学良当晚所记日记的内容基本一致。由此我们可以断言， “告别信”是真的，应该是张学良的手笔。

既然“告别信”是真的，这份文献的性质如何？换句话说，这封“告别信”是张学良写的一份普通书信还是立的一份遗嘱呢？查张学良日记在1月7日这一天这样写道：“早，莫柳忱、刘敬舆、王廷午、戢翼翘来，廷午先去。谈请余勿负气，设法了此事。余答如委员长有话，余可照办，他人余不知也。并言多激昂，敬舆落泪。余出示余写之小册子，三人戚戚而去。 ”日记中提到的莫柳忱（德惠），刘敬舆（哲）、王廷午（树常）、戢翼翘四人均为奉系元老，他们应该是奉蒋介石之命来劝说张学良认错的。其中“余出示余写之小册子”一语中的“小册子” ，应该就是这份八页厚的“告别信” 。明明张学良说是是“小册子” ，怎么会扯到“遗嘱”呢？且慢，我们再看张学良当天写的袖珍本日记：“早，莫柳忱、刘敬舆、王廷午、戢翼翘来，廷午先去。大家劝余勿负气，设法了这件事。余答：如果蒋先生的命令，余可照办，他人我不理。并言多激昂。并出示我的遗嘱小册子给他们看，敬舆落泪，三人戚戚而离去。 ”很明显，这个“遗嘱小册子”就是大本日记中的“小册子” ，再结合“告别信”的内容，我们完全可以断言：3月20日纽约邦瀚斯拍卖行拍卖的张学良的“告别信”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而是他在1937年1月6日夜立下的一份遗嘱。

既然“告别信”是一份遗嘱，那么为什么张学良当时要立这份遗嘱？他当时是否面临着死亡威胁呢？这需要从头说起。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飞往西安，经多方周旋，双方达成协议，张、杨放蒋，蒋则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为了给蒋介石挽回些面子，亲自送蒋回南京。上飞机之前，宋氏兄妹曾拍着胸脯担保张学良的人生安全，但蒋介石一到南京，便吞食前言，将张学良软禁起来，并12月31日组织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审判，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1月4日虽予特赦，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从此失去自由。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引起西安方面的激烈反弹。 5日，杨虎城和于学忠领衔对蒋介石的做法提出质问，同日杨虎城还专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对此，处于软禁中的张学良并不知情。他相信蒋介石会践行诺言，放其回西安。 1月2日他在大本日记中写道：“余鲁莽孟浪，家仇国恨，不知何日可雪。天下无难事，只怕不诚求。余深信余有见我故土之一日。 ”“一日吃睡之外，得安静看书，快哉！读《三朝名臣言行录》“韩琦”一篇。鲍志一来看我，彼从西安，现被派返西安。余致虎城等一函，令速复交通，令飞机第九大队返南昌，并言余约在五号左右可返。戴雨农陪同鲍来。子文来一函慰我。 ”从1月3日到5日，先后有宋子文、戴笠、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来谈，张学良除了接访外，就是阅书。在1月5日的日记中他甚至写道：“读数章古文，快哉！”但到1月6日情况发生了变化。当天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早要报纸看，不允。 ”看来是要对他封锁消息，所以张学良认为：“余悉事必有何说道。 ”下午张学良通过与戴笠、朱绍良等谈话，得知政府对西安的办法“：1.顾墨三行营主任。 2王廷午甘肃绥主任.3 。孙蔚如主陕。 4.中央军陕甘不动外，樊、万、李等军驻潼关、西安、宝鸡、咸阳等处。十七路退驻耀、栒邑、甘、延一带。东北军因原防，饷归军政部。并叫我三事：1.发宣言。 2.驻京。 3.告将士书。 ”虽然张学良表示：“告以如蒋先生命我可。 ”同时表示：“余为出爱国热诚，而如此今日，这也是意料中之事，又何乎？”但“驻京”一条还是深沉刺痛了张学良。他在当天日记中“提要”栏写的这段话最能说明问题：“西安之事，闻之使我忧悲万分，夜不能睡。余希停止内战，可一致对外，不囗想恐内乱又来，抗日无期，余救国有心，处事乏策，余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余心救国等于误国。中国人卅岁为最高年龄，余已卅六矣，还有何惜乎？惜家难国仇未报耳。不知何人埋吾骨于东北也。 ”由此看来，当第一次得知蒋介石不让其回西安的消息后，张学良想到了死，他决心以死来抗争。因此当天晚上“夜不能睡”的张学良便立下了这份遗嘱，并表示“宁可自尽也不愿意接受屈辱”的话。

不过张学良以死抗争的决心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如前所述， 1月7日上午当莫德惠、刘哲、王树常、戢翼翘四人来看他时，他曾激昂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出示了他的这份遗嘱，以致刘哲落泪， “三人戚戚而离去。 ”到了下午张学良便后悔起来：“下午余思之甚悔，朋友远地而来，我不好好的同他们谈，使他们十分难过，这是不对的，想再请他们来好好的谈一谈，守者答请示过不准。 ” 后来孙蔚如、马占山、何柱国、李维城、王以哲、鲍文樾、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李兴中、沈克、申伯纯、卢广绩、王菊人、吴家象等东北军将领虽曾致函张学良，表示“钧座一日不归，即当前问题一日不能解决。 ……如中央必欲以武力解决，进逼不已，使我求和平能，欲抗日而无路，则除立起周旋，生死不计外，亦决无他法。 ”张学良为了避免内战，也为了表示服从中央，劝谕部下服从南京方面的命令。 1月19日他在致杨虎城的信中甚至表示：“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是不便说起，断不可经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 ”既然张学良决定放弃抗争，接受现实，其所立遗嘱自然也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4月18日，引用请注明原文出处。此次所用照片，因技术原因，与原文略有不同，未经授权，请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