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岳 “大历史”应当有哲学和道德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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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岳 “大历史”应当有哲学和道德关怀// //

由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是一部建立在天体物理学基础上的科幻作品。故事中太阳加速膨胀，人类为了自救，设法推动地球离开太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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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岳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致力于大历史研究。 2014年被选为国际大历史协会理事会理事。译有《起源：万物大历史》《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合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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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

作者:（荷）弗雷德·斯皮尔

译者:孙岳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7月

孙岳 “大历史”应当有哲学和道德关怀// //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

作者:（美）威廉·麦克尼尔

译者:孙岳、陈志坚、于展等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5年1月

近年来， “大历史”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势头迅猛。其中译者、推介者孙岳教授，可能是卷入大历史程度最深的中国学者。他是国际大历史协会理事，与国际上的大历史学派有数年交往，被美国人视为“中国首席大历史学家”（China's leading big historian）。他还翻译了大历史学派“头号人物”大卫·克里斯蒂安的《起源：万物大历史》和“二号人物”弗雷德·斯皮尔的《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两部大历史著作。

大历史能够提供一种新史观吗？中国历史学者对大历史感兴趣吗？从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出发，我们对大历史的叙事有哪些期待与不满？“时下，称自己是‘大历史’学者并不会给人带来多少荣耀和自信，甚至可能正好相反。 ”孙岳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对于这门尚未建制化、学科化的“学问” ，孙岳的研究兴趣一开始就带着颇为强烈的批判性和中国视野， “克里斯蒂安的最大贡献是让人从此能够有学术体面地谈论宇宙演化背景下的人类历史” ， “与此同时，我在思考中国的大历史传统，也就是大历史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如何建构的问题。 ”

“大历史学派”内部的共识与分歧

新京报：我感觉大历史在当今前所未有的科技发展、信息爆炸之下，似乎更像是某种知识整合的热情、讲故事的欲望与做科普的信念融合后的叙事产物。也因为这种诉求是普遍的，大历史找到了自己的读者。你觉得大历史算是一个“学科”吗？

孙岳：其实，大历史现在还称不上是一个学科。这些所谓从事大历史研究的人，是从各自的学科领域走到了一起，有（天体）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化学家，当然人文学者还是最主要的。比如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人们能从里面学习宇宙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也能学到一些人文学科的东西。大历史的作品客观上起到了科普的作用，但它不只是科普，而是赋予了知识一种叙事的线索，一个整体性的故事。

现代人对扑面而来的各类讯息应接不暇，大历史试图提供一个知识坐标，尽管目前似乎还不甚令人信服，但这本身对人来说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过去是上帝的事儿，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全知全能至善。实际上，从第一届国际大历史大会开始，我们就意外发现大历史吸引到了非常多的宗教人士。他们有些是虔诚的教徒，也有很多是大学神学院里从事教理研究的教授（他们也是信仰者）。普通信仰者和研究者都来参会，这就涉及大历史对不同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有很多分歧。

新京报：或许追溯起源的“现代神话”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关怀。大卫·克里斯蒂安认为大历史学者理应是无神论的，但事实上似乎并非如此，能谈谈你对国际上大历史研究者的整体观察吗？

孙岳：其实参加大历史会议的，更多的是那种爱好者，很多人讲的东西也不知所云，如果说里面严肃认真的学者，我觉得能分成几个小学派。一类是完全围绕自然科学展开，人类在这个框架中没有什么意义，比如哈佛大学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的埃里克·蔡森博士给大历史的命名就叫“宇宙演化”（有中译文章《宇宙演化的终极全球史》）。另一派则是人文派，他们的学科背景比较复杂，更多是来自天体物理学和宗教文化类，这两种终极的关怀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了他们最显著的观点，认为宇宙本身是有意识的——这一点对于唯物主义者而言还是挺难接受的。比如布莱恩·斯威姆是数学和天体物理学出身，写过一本《宇宙的旅程》（Journey of the Universe），注重人文及神话的意义；哈佛大学教授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则致力于为人类在宇宙框架中的演化提供道德指南。

大历史的“2号人物”斯皮尔是大历史这群人当中的理论家，近年来斯皮尔在大历史理论设定上的影响越来越突显出来，克里斯蒂安也很认同他的框架，他的思路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斯皮尔早年是学化学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从事基因工程，后来又做了相当长时间的人类学博士研究。而克里斯蒂安把大历史看作创世神话（人们往往认为神话与科学存在对立），这可能跟他的人文历史背景有关。当然，大历史学者的共性就是认同自然科学是我们人类现在所能确知的最好知识。

“大历史”与流行“简史”的区别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大历史与尤瓦尔·赫拉利“简史”系列的差异？很多学者认为后者是一种“漏洞百出”的写作，如何评价这类大而简的历史写作？

孙岳：赫拉利是一个很聪明的学者，非常聪明，知识面也比较广。他运用他的聪明劲，又借鉴了大历史的写作，很快就把他的三部畅销书写了出来。

大历史涉及自然科学的内容谁都知道，关键是如何把自然科学、宇宙演化、人类进化编成一个故事，人类是靠故事来引领发展的。赫拉利并非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专家，只是善于利用当下的各种材料。他简化了一些东西，但说得也并非全然不对，事实上的确很有启发性，但我也只能说这是一种story（故事）。相比之下，以克里斯蒂安和斯皮尔为首的大历史，则有它的合理之处。

新京报：你觉得大历史在西方读者中算得上流行吗？这几年中国集中译介了一批大历史著作。根据你的观察，中国公众的接受度怎么样？

孙岳：我在欧洲时，曾特意向周围的普通人咨询是否有听说过大历史，甚至在大历史的重镇阿姆斯特丹，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也应该是大部分。在国内，除了少数对大历史稍有了解的学者之外，大多数专业史家对此往往非常自以为是地不屑一顾。这不奇怪，因为专业史学的界定方式是民族国家+原始文献，加上后来涌现的文化史、社会史、观念史等。但在普通读者和专业史家之外，大历史会受到很多具有一定文理基础的学者追捧。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大历史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超越既往诸多范式的话语或故事，提供了一个人在其中的整体途径，普及了科学知识，能够启迪人反思人生、社会及世界未来。

流行也许不是一个衡量大历史的很好的标尺。克里斯蒂安2007年曾经来过首师大，当时是借着杰里·本特利的《新全球史》在中国出版发行的背景（据说在美国至少有一千所大学将该书选作世界史教材，在中国更是炙手可热），他曾对我说：“我相信，再过二十年，大历史也会像《新全球史》一样流行。 ”

新京报：大历史跟中国人的历史观有怎样的关联？你对大历史的兴趣在哪些方面？

孙岳：我个人的理解，大历史是帮助人类探求自身位置、未来发展方向以及生存意义的，所以，我对大历史的执着还会持续下去。克里斯蒂安坚持的“创世神话”说法，我本人也认同。目前大历史缺少人类道德和生存意义的维度，直接用于解说人类社会的起伏变故、人的情感和信仰等问题显得天真、乏力。大历史应该像过去的《圣经》一样，给一群人的生活提供道德指南。

宇宙中人类的意义是人类自身所创造出来的，是人自身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或多个意义系统。对我来说，中华意义系统是“知、爱、律、序”的演绎，即知天、爱人、循律、履序。 “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亦可谓中国传统大历史观的思想根基，所以才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境界；至张载，则有知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普世情怀。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及其衍生出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政治观，可谓“中国的大历史之‘道’” ，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史学对大历史的独特贡献。大历史当中必然流露出一种哲学的关怀。

采写/新京报采访人员董牧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