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婕︱李唐建国的对手与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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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婕︱李唐建国的对手与战友// //

《唐代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 [日]石见清裕著，胡鸿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452页， 75.00元

李渊究竟何时开始蓄谋反隋，后世史料层染，已难得其真。但是，李渊一经定计起兵，随即缜密策划，果决行动，却是清晰可见。李渊起兵的实力如何呢？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一书的记录，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被隋炀帝任命为太原留守，曾率军前往雀鼠谷（今山西介休西南）讨贼， “所统步骑才五六千而已” 。当年二月，刘武周在马邑（今山西朔州）杀太守王仁恭后叛隋，李渊始以防备刘武周为名招募兵马，十天左右， “少长得数千人” 。五月甲子（6月24日），李渊决定起兵。六月甲申（7月14日）先由李建成、李世民率兵攻下太原西南的西河郡（今山西汾阳一带），用时九日。 7月23日，李渊整编军备，此时共计有甲士三万。七月壬子（8月11日），李渊自晋阳发兵，大军沿汾河南下，至龙门渡黄河，抵大兴城（即唐长安城）东郊。十月辛巳（11月8日），李渊在大兴城东春明门外整编诸军，兵力已逾二十万。此番南下，唐军遭遇的唯一重大阻截，是在8月21日在霍邑（今山西霍县）附近，受到隋朝武将宋老生精兵两万的围堵，唐军经过艰辛应对，最终克敌制胜，除此之外，入关计划可说进展非常顺利。李渊自己也很得意，三年后，武德三年（620），和老部下裴寂叙旧时，他还念念不忘，称自己当年振臂一呼，便四海影从， “才涉数月，升为天子” 。数月当上皇帝，当然不无夸张，但李渊确实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稳住了长安的江山。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当然是拜隋炀帝人心尽失所赐，但单凭这一点，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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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河东诸郡（出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年）

其实，晋阳到长安一程，李渊需应对的局面并不轻松，其中两个方向的威胁最大，一是北边突厥及其依附势力马邑刘武周，这也是李渊一定要在南下之前卑辞厚礼、称臣突厥的原因，大部队南下，必须确保后方安稳。二是西边据金城（今甘肃兰州）自立的薛举。当时，薛举控制着陇西地区，统兵十三万，李渊途径霍邑受阻时，薛举正东向攻下秦州（今甘肃天水），已号称拥兵三十万，全力围攻扶风（今陕西凤翔），以长安为目标。这还不止，薛举所据之地，是隋朝的国家牧场所在，此外还有河西羌兵的援助，实力相当强劲，而且，他距离长安更近，因此，这支武装其实是唐军成败的最大变数。

李渊当然了解这一点，也提前有所戒备，这从晋阳起兵前李唐整编军备的战略安排，就能看得出来。李渊将麾下甲士三万，编成左、中、右三军，分别由三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任都督，并以此为契机分封三子，让一直被呼作大郎、二郎和四郎的李家兄弟，自此有了响亮且正式的名号，即李建成为陇西公，李世民为敦煌公，李元吉为姑臧公。这个封号持续到当年十一月己巳（12月26日），也就是李渊迎隋炀帝孙、代王杨侑即位于天兴殿，改元为义宁的一周之后。李建成改称唐世子，李世民称秦公，李元吉为齐公。换句话说，李家三子分封陇西，持续了四个多月，是针对入关大计的战略安排，显然也意在针对薛举等河西割据势力。不过，李渊凭什么能这样分封儿子呢？

对于这个问题，石见清裕先生《唐的建国与匈奴费也头》一文（收入《唐代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日文版初版于1998年）做了专门研究。石见先生认为，李渊三子分封陇西，并非因为李家的出身，而是缘于李渊妻窦氏的家族。石见先生对窦家系谱进行了剥茧抽丝式的解构，钩沉出这样一个事实：窦家出身于匈奴费也头（又作费野头或破野头）种，是一支活跃于鄂尔多斯地区的游牧部族，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其势力甚至还发展到了河西走廊。东西魏分裂后，费也头部成为东西方统治者竞相争取的力量，于是有了走向历史舞台、进入传世文献的机会。由此，石见先生认为，李渊率军南下，很大程度上仰仗了窦氏及其河西地区费也头的兵力，甚至这支力量是李唐牵制薛举的主力，可说是唐朝成功入主长安的决定性因素，而李家三子分封河西，也正与此有关。这个论断极富启发性，尤其是强调了李渊妻族窦家对李唐建国的重要作用，不过，在其一系列判断中，也有若干环节可以再作讨论或继续发挥，比如，李家三子分封河西，究竟源于李家的郡望还是因为窦家？李家和窦家之间如何结识？窦家究竟是哪些人，以何种方式支持了李渊，以及他们为何要支持李渊？薛举东进受阻，李渊顺利进京，是否主要因为窦家势力，还是别有他因？换句话说，李渊的兵力，究竟是如何快速从三万人膨胀到二十余万的？诸如此类的问题，皆关涉李唐建国之大势，值得仔细辨析。

李家三子分封陇西，毫无疑问意在针对薛举，其凭据应当还是李家郡望。石见先生之所以称分封之举与李家无关，在于他认为，李家的世系是唐朝建立之后才最终建构起来的，但是，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窦家，窦氏世系也经过了精心编织。窦氏系谱中有敦煌南窦祖、武威窦祖和陇右窦祖，但李氏世系中也有陇西房、敦煌房和姑臧房，李氏系谱成型于李唐建国之后，似乎不足以成为三子分封陇西与李家世系无关、而与窦家有关的逻辑起点。事实上，李渊虽起兵于晋阳，李家却很早就以陇西为郡望，至少是宇文泰入关后西魏时期便已如此。据《册府元龟》卷一《帝王部·帝系》，李渊祖父李虎曾先“封赵郡公” ，不久后“徙封陇西公” 。这次徙封，应该发生在西魏大统九年（543）在关内地区大规模募兵，至大统十二年以地方望族为乡兵统帅，到十六年正式形成二十四军编制这一时期，同时，宇文泰命诸姓大族以“关内诸州”为郡望，并撰写谱录。透过李虎前后两个封号可以看出，事实或许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李家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 ，即是赵郡李氏之“冒牌货” ，但至少在大统十六年之后，经过“撰谱录，纪所承”的人为操作，李家已将陇西作为郡望，以“西凉嫡裔”自居了。李渊很喜欢和旧部炫耀自己的出身，常说起“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云云，显然李渊不仅以陇西为祖望，李家在当地还是颇有实力的。不止如此，大业九年（613）杨玄感起兵反隋之际，李渊曾被隋炀帝任命为弘化（今甘肃庆阳）留守，统关右十三郡兵，可见李渊本人在陇西地区也不乏政治基础。也就是说，无论从李氏郡望来说，还是就个人经历而言，李渊都与陇西渊源深厚，因此，太原起兵前夕，将三子分封于河西，应当是从自家身世和现实政治两方面考虑的。

然而不可否认，窦家的确是李渊的得力帮手。那么，窦家和李家的渊源从何谈起呢？对此史无明文。石见先生提到一条材料，西魏大统元年（535），李渊的祖父李虎曾率军出击欲与东魏高欢联手的灵州（今宁夏灵武）刺史曹泥，期间招降了灵州附近的一批费也头部众，这是史籍中关于李渊祖先和费也头交手的唯一记载。不过，这件事似乎难以成为李家和窦家结识的证据。我们认为，李家和窦家结交的机缘，或许还要更早。此前王小甫教授曾从《册府元龟》中检得一则材料显示，北魏正光末年（524）六镇之乱后，李虎一度在河北军阀葛荣手下任清河刺史（关于这条材料的分析，参《宇文泰“关中化”政策及其对华夏文化发展的影响》，《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 91-93页），在此前后，窦炽、窦善兄弟追随父亲窦略也来到了葛荣麾下。虽没有直接交往的证据，但我们至少据此可知，李虎、窦炽、窦善曾共处于葛荣政权中，后来又因形势变化，先后进入关中地区，归于宇文泰集团，进而成为西魏、北周的开国重臣。窦氏一族中，窦炽的地位尤其显著，所谓“朝之元老，名位素隆” ，与宇文家族之间也过从极密切，宇文泰凡遇军国大事，皆与之商议。宇文泰的第七子宇文招娶了窦炽之女，女儿襄阳公主则嫁给了窦炽兄窦岳（早卒）之子窦毅，即李渊妻窦氏的母亲。换句话说，窦氏的母亲是宇文泰的女儿、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也因为这层关系，窦氏自幼便常出入北周皇宫，深受舅父周武帝的喜爱。于是，当窦氏听说杨坚称帝、代周立隋后，竟怒不可遏地一头朝床柱子撞了过去，愤懑道， “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 ，足见窦氏与宇文家感情之厚。而窦炽，则在百官上表劝进杨坚禅位登基时，以“累代受宇文氏之恩”为由，不肯签字。显然，被唐代窦家子孙封为窦门三祖的窦岳、窦善与窦炽三家中，至少窦炽和窦岳两家，从情感上来说是偏向于北周皇族宇文家的。还有一家是窦善，窦善的儿子窦荣定曾深受宇文泰赏识，北周时便入仕，成为一名出色的武将。他和杨坚同辈，两人自幼相识，颇为投缘，关系非常密切，窦荣定的妻子还是杨坚的亲姐姐，因此，入隋之后，窦荣定的地位日隆，对杨坚的支持，自不待言。但是，窦荣定的儿子窦抗，却是李渊的发小，两人关系很铁。窦抗的儿子后来娶了李渊的女儿，两人结成儿女亲家。窦抗一度被隋炀帝怀疑参与了汉王杨谅的谋反事件，并因此被革职，这自然令他对杨隋颇感失望。因此，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后，窦抗曾极力怂恿李渊起事，他这么做，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至此，我们看到，自宇文泰入关后，窦门三祖便拥有极强的实力，北周时期尤其显赫，从感情上来说，他们与北周更亲密，对杨隋政权则相对冷淡，而到了隋朝末年，更是赞成李渊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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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隋、唐窦氏世系图（出自石见清裕《唐代北方问题与国际秩序》）

李渊起兵时，窦抗和弟弟窦琎二人的位置最关键。当时，窦抗正奉隋炀帝之命统兵于灵武（今宁夏灵武），位于关中地区北部，扼守着长安的北大门；而窦琎，则是扶风郡（今陕西凤翔）太守。薛举向东突进，主要受到两重阻截，一重是大业十年（614）扶风人唐弼扶植陇西李弘芝建立的割据政权，再一重，就是窦琎所领的官兵。李渊是否与窦抗兄弟有过提前沟通，史籍并无迹象，但于情于理，并结合事态发展来看，窦抗兄弟应该是配合了李渊的入关大计。一个间接证据是， 617年11月19日，李渊在长安迎代王杨侑登基后的第三天，便有“榆林、灵武、平凉、安定”诸郡遣使请命，这些人很可能就是从窦抗方面来的。除了窦抗兄弟，参与李渊起兵的窦家子嗣还有两位，其一是窦炽孙窦琮，自太原起就“协赞大谋” ，是李渊晋阳起兵的一员大将；其二是窦琮之兄窦轨，李渊大军南下时，窦轨身在华阴（今陕西渭南），手拥数千兵力，当时的华阴令，正是窦轨妻兄李孝常，李渊渡黄河入关后，先于长春宫（今陕西大荔境内）休整，李、窦二人便在这时，率领人马归于李渊，史载李渊“见之大悦，降席握手” 。李孝常和窦轨的加盟，除增加了李渊的兵马，更重要的，还在于李孝常手中掌握的隋朝永丰仓的官粮，为李唐军队带来了丰厚的补给。这个贡献非同小可，为此李渊后来将女儿高嘉公主嫁给了窦轨子窦奉节。无论如何，我们能看到，在李渊晋阳起兵后，窦氏三房最有实力的子嗣，在不同时间点、从不同方向汇集到了李唐麾下，其中对牵制薛举东进发挥了作用的，当是窦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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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关陇诸郡（出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年）

李渊晋阳起兵，窦家确实非常给力，但或许还谈不上是李唐大军顺利南下、实力快速扩充的决定性因素。入关途中，李渊兵力经历了三次关键性补给。第一次，八月癸巳（9月21日）抵达龙门县（今山西河津），三天后至汾阴，通过多方斡旋，唐军顺利收编了当地悍匪孙华及其精兵。李渊早年曾出任过河东捕逃大使，并负责当地官员补选与任命，在汾阴一带颇有人脉资源，因此他抵达龙门后，先是与当地道俗“叙旧极欢” ，之后便是联络旧部，这些人多是地方官员或本地望族，既有权力，又富声望，成为促使当地顺利归唐的重要中介。第二次，九月壬申（10月30日），李渊渡黄河后抵达冯翊郡（今陕西大荔），于长春宫休整。在当地，李家既有宅第，又有田庄，对李渊而言是一片故土，可说既熟悉又亲切。这是因为，当年北周、北齐作战期间，同州（即冯翊郡）扼关、河之要，是便于应接的战略要地，宇文泰频繁率军行经或长期驻扎于此，多以当地田宅赐予随从达官，李虎也是受赏者之一，换句话说，李家在冯翊是拥有深厚家业的。大军抵达后，冯翊太守萧造便率官署举郡归附李渊，进而使得“三秦士庶至者，日以千数” ，李唐军队规模再次大幅扩充。李渊兵力的第三次重大补给，是在抵达长安城郊后，当地活跃着多支武装，皆与李家有关：一是李渊女儿平阳公主，她在鄠县（今西安西南郊）广散家资，招兵买马，集结精兵数万；二是李渊堂弟李神通，也在当地聚众万余人；再是李渊的女婿段纶，在蓝田（今陕西蓝田）发展了一支独立武装；最后还有李渊故交丘和之子丘师利、丘行恭兄弟，在岐、雍（今陕西宝鸡）一带拥兵万余。李唐大军到来后，这几股力量迅速汇合，听命于京师西边、北边的总指挥李世民。于是，至十月辛巳（11月8日），李渊抵达长安城东春明门外，亲自召集各路人马时，麾下兵力竟已是两个多月前晋阳起兵时的七倍不止。

总结起来，李唐大军之所以能够快速推进、顺利入关，有三个必不可少的外部因素：其一，李渊设法有效稳住了突厥，甚至取得了对方相当的兵马支持；其二，对李唐而言威胁最大的割据对手薛举，东进途中遭遇多重阻截；其三，李渊南下途中，切实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多是自己的亲友与故交。然而，这三个基本点其实可以归结到一个中心上去，那就是李渊本人。与同时期的对手相比，李渊实在是拥有太多独一无二的条件。他来自一向传说有“王者气”的河东地区，而且符合当时盛传的“杨氏将亡，李氏将兴”的图谶，尤其是后者，隋炀帝在位期间越传越猛，大业十一年右骁卫大将军李浑门族三十余人尽数被诛，就与此有关，可见这一谣言的威力，但这毫无疑问反过来强化了李渊在民间的号召力。李渊不仅姓李，而且出身高贵，母亲独孤氏是隋炀帝母亲的亲姐姐，也就是说，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当朝贵戚的光环，使他在与官员和士人交往时颇具威信。另外，李家在陇西、关中、河东等地皆有根基，武功县（今陕西咸阳）南有李家旧宅庆善宫，高陵县（今西安北部）西有李渊少时所居宅第，而且，他本人早年曾于陇右、河东等多地经略，也就是说，李渊从晋阳到长安，沿途多是亲族旧部，可谓尽得地利人和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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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隋、唐皇室关系图（出自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石晓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

亲族中，除了窦家，还有其他多位重要人物，比如太原起兵之际的统帅之一长孙顺德，是李世民妻长孙氏的族叔，而长春宫一站，前去迎接李渊者，除了窦轨，还有长孙无忌，也就是李世民的大舅哥。长安城下，则有平阳公主、李神通、段纶等人，皆是李家戚属。如果稍微留意这些人的出身就会发现，他们无一例外来自北周以降的高级官僚家族。论及族属，这些人虽然多来自不同的北族支系，但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彼此接近的地位和共同的政治目标。窦家也不例外，按照传世文献的记载，窦氏虽然未入北周所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列，但如前文所言，窦炽在北周时代，地位甚隆，事实上，后世文献中也有“柱国窦炽”这样的记载，而且武德元年（618），已是唐朝皇帝的李渊曾这样对窦炽之子窦威说， “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 ，这说明，在李渊看来，窦炽的地位是与李虎旗鼓相当的，因此，窦氏给予李唐建国的支援，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其家族的政治资本。

不过，窦氏等李家的妻族，对李唐建国的意义，或许远不止于有形的兵马，更重要的还在于无形的智慧传递。李唐建国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隋朝，也不是众多割据势力，而是雄霸北方大漠的突厥汗国。从大业十三年李渊称臣突厥始毕可汗，到贞观四年（630）李世民俘虏颉利可汗，在此期间唐朝北境虽然遭到突厥多次袭扰，但是，李渊父子在与北方对手打交道的过程中，却始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于这一点，有不少生动的例子。

大业十三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专门应付突厥，针对敌强我弱、兵力悬殊的局面，他想了一个办法：挑选两千名精于骑射的士兵， “饮食居止，一同突厥” ，这些伪装成突厥的唐朝骑兵，主要任务就是“驰骋射猎，以曜威武” ，三番两次交手之后，还真令突厥“畏威” ，甚至“丧胆” ，对李渊的军事才能心服口服，最终突厥“收其所部，不敢南入” 。这些记载或不乏渲染，但李渊自少好鹰爱马，尤长骑射，对突厥知根知底却是事实。晋阳起兵之前，李渊首先需要做的，是稳住突厥，若还能得到对方的军备支持，则再好不过。李渊为了拉近与突厥始毕可汗的关系，亲手写了一封信，署“某启”以示卑辞敬意，信使不解此意，认为“突厥不识文字” ，无妨“改启为书” ，李渊则答， “启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 ，事实上，一个谦卑的“启”字，不仅赢得了始毕可汗的信任，也换得了对方的骑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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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出土隋虞弘墓石椁上所见突厥骑士

对突厥骑兵，李渊的态度非常清醒，那就是适度利用，绝不依赖。突厥可汗曾遣手下率一千多匹马到太原向李渊兜售，李渊精挑细选后只买了一半。本地富豪主动提出出资为李渊悉数购入，却被李渊制止，理由是，挑选良马，只买一半，显得自己并不急需，以免突厥“无厌其欲” 。之后，李渊又派心腹刘文静随突厥使者前往漠北请兵，行前他千叮万嘱，请兵之举，重在“请”而非“兵” ，也就是说，要紧是恳请的姿态，而非真正的援军。换言之，邀请突厥援军，不过是为了牵制刘武周，同时加强李唐的声势，然而若真是大批胡兵南下，则会造成百姓受扰，军需紧张，因此，恳请突厥骑兵一事，形式的意义大过内容。直到李唐部队艰苦攻克宋老生精兵之后，刘文静才率突厥援兵抵达龙门，与李渊会师，兵仅五百人，马则两千匹， “兵少而来迟” ，甚惬李渊心意。由此可见，李渊与突厥打交道，是颇有章法和分寸的。

李唐巧妙借力于突厥，更体现在武德元年对付薛举的战略之中。李渊入主长安后，唐军虽有二十余万，但扶风郡外的薛举，则有精兵三十万。武德元年七月，双方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东北）正面对决，结果唐军八大总管悉数溃败，兵力伤亡过半。十一月，李世民率兵再度西征，两军又战于浅水原，唐军竟奇迹般大获全胜。对这次战事，史籍语焉不详，或将之简单归结为李世民的英明神武。经过吴玉贵先生的钩沉，此事原委才得以浮现。薛举方面提前联络突厥欲联兵对抗李唐，但是李唐以割让五原（今内蒙古五原）、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二郡为条件，将突厥争取到了李唐的阵营（详情参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152-161页）。这次地盘割让后，突厥贵族郁射设率领部落万余帐进驻河套地区。郁射设本是可汗候选人之一，却因故未能顺利上位，因而和突厥新任的颉利可汗之间，是不无嫌隙的。李唐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及时发展了和郁射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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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六骏之平薛仁杲所乘白蹄乌

郁射设名叫阿史那摸末，他本人及其子阿史那施、孙阿史那哲的墓志都已出土，其中不止一次提及同一件事，那就是太宗曾亲笔写信给摸末家，信中写道， “突厥郁射设，可怜公主是朕亲旧，情同一家，随日初婚之时，在朕家内成礼。朕亦亲见。追忆此事，无时暂忘” ，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知道，虽然传世文献里毫无痕迹，但郁射设竟娶了李家的女儿，还曾亲自上门娶亲行礼！贞观初年，阿史那摸末便率领手下多位大将归顺了唐朝，换句话说，李唐虽然割让五原等地给突厥，却通过政治斡旋手段，又将这片疆土收入囊中。事实上，除了郁射设，李世民在突厥内部陆续培植了多位心腹，结交了不少“香火弟兄” ，据太宗本人后来追忆，贞观元年他即位之初，颉利率大军南下，与唐军对峙于渭水之际，竟出现过“可汗独在水西，酋帅皆来谒我（太宗）”的一幕。事实上，突厥虽然是李唐建国最大的敌人，但是双方之间并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如吴玉贵先生所言，贞观四年，唐军出征，与其说是“消灭”了东突厥汗国，倒不如说是“收拾”东突厥瓦解的残局。

东突厥瓦解的原因，自然不止一个，但唐朝方面种种和平演变的外交策略，无疑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突厥汗国崩溃后，太宗随即被草原诸部推举为天可汗，他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头衔，处理草原事务，游刃有余，和父亲李渊一样，李世民对突厥问题也是相当精通。李世民的长子，也就是大唐太子李承乾，甚至是一个狂热的突厥文化爱好者，直接把东宫改成牧场，还强制手下跟他一道，穿突厥衣服说突厥话，过游牧部落式的生活。这些举动被儒家史官当作骇人听闻的离谱行径记录在案，但是，身为李渊之孙、李世民之子，承乾的行为或许并非不可理喻。

回顾了上述种种现象，我们不禁要问，李渊父子在对待突厥问题上，何以如此有勇有谋？原因或许就在于他们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北周当年为了争取突厥的支持，千方百计想要迎娶突厥公主，为此前前后后耗时数年，而最终促成此事的，是德高望重的窦毅。到北周末年，护送千金公主前往突厥和亲的，则是长孙晟。长孙晟仪表堂堂，谈吐不凡，还极善射艺，深受突厥沙钵略可汗摄图的看重，据史书记载，北周为了这门婚事， “前后使人数十辈，摄图多不礼，见晟而独爱焉” 。长孙晟不仅独得沙钵略可汗喜欢，还与沙钵略的弟弟处罗侯结成了兄弟，在草原逗留了一年有余，于是，突厥境内的山川形势和汗国各部落情况尽在掌握。隋文帝时代能够彻底战胜突厥，主要依靠的还不在于军事实力，而在于长孙晟的情报工作和外交谋略。窦毅和长孙晟两人，可以说是北周、隋朝最有经验的突厥通，他们或许没有直接向自己的女婿授法，但是李渊和李世民能够有条不紊地与突厥周旋，并且最终战胜对手，无疑也少不了来自于岳父们所作所为的启示，这些无形的知识和智慧，兴许才是李唐建国从妻族方面得到的最大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