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邱仲麟：中国历史上的鲸豚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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鲸鱼、海豚为何会在海滩搁浅？这看似是一个留给现代海洋生物学家回答的问题。然而，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文人才子观察到这一现象，并试图对其作出阐释。剖析历史上鲸豚搁浅的案例，不仅可以还原文明古国的海洋生态，还能加深对思想文化、社会民俗变迁的了解。 2019年11月29日，台湾历史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邱仲麟在复旦大学应邀举行“鲸豚搁浅：中国历史上的例子”主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冯贤亮老师主持，三十余位来自校内校外的师生参与聆听。讲座开始前，冯贤亮老师对邱仲麟教授过去的丰硕研究成果进行介绍。 “鲸豚搁浅”是邱教授近年来一直钻研关注的新课题，涵盖海洋史、社会环境史、明清生活史等多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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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教授展示鲸鱼图片

海出大鱼：鲸类搁浅的时空分布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有关鲸类搁浅的确切记录始于两汉。西汉永始元年春（公元前16年），就有“北海出大鱼”的记载，形象地描述海潮将大鱼送上岸边。根据学者考证，基本可以确定此处的“大鱼”指的就是鲸鱼。在研究中，邱教授参考地方志书、地记、文人笔记、报刊杂志等多种类型的史料，发现中国历史上的鲸豚搁浅事件总计176起。根据统计， 1281年至1911年间，鲸豚搁浅的记载相对较为集中。其中，东海海域发生的搁浅事件次数最多，高达112次，且以东海北部最为集中，从明代嘉靖年间（约1522-1566年）以后几乎没有中断。邱教授分析，东海的海岸线较之其他海域更长，且东海是中国最大的渔场所在，长江口与钱塘湾在此交汇，使其拥有丰富的浮游生物和鱼类资源，容易吸引鲸豚洄游。此外，不排除东海沿岸的相关记载较其他地区数量较多的可能性，需将史料的留存情况也纳入考察。

古人对鲸鱼搁浅现象，作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归纳。据明代山东方志记载，鲸类因繁殖之故，多在春三月于近海出没；在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也可见山东海滨人转述有关内容。而乾隆年间的福建方志，认为鲸类会在每年三月因产子而“偶困泥沙” 。南海海域周边的文人笔记，则体现出不同的面相，如一则嘉靖年间的记载，称鲸类在二月来此生育。西方传教士丁韪良也曾提到，钱塘江附近是“鲸鱼的陷阱” ，由于潮位过高等原因，容易吸引海洋生物进入。根据邱教授的统计，各月份、季节的搁浅事件分布不同。相对而言，夏季发生的搁浅事件较少。但是由于现存史料的数量有限，不能断言中国海域发生的鲸类搁浅事件存在季节性差异。在空间上，灤河三角洲、莱州湾、海州湾、旧黃河河口、长江三角洲、钱塘湾的鲸豚搁浅较为集中，搁浅多发生在水深50米以下的沙岸；而舟山群岛与象山港是其中的特例，虽为岩岸地貌，也曾发生多起鲸类搁浅事件。历史上鲸类搁浅的时空分布，由此可窥见一二。

史料辨析：搁浅的规模与鲸鱼分类

在邱教授收集到的各类史料中，绝大部分记载只涉及一条鲸豚搁浅，多只鲸豚的集体搁浅，则多见于明清时期。如嘉靖年间《象山县志》记载，浙江宁波象山县有数千只鲸类在滩涂搁浅，而同一事件，到了乾隆年间重修县志，却修改成数千斤的一头鲸类在岸边搁浅。晚清《申报》登载因海洋大鱼搁浅而阻塞了船只通行的案例，看似有不合情理之处。同时，也存在着较为严谨、细致地描述搁浅鲸类的方志、文书材料。这些记载，值得史家进一步辨析讨论。

此外，史料中多次提到搁浅鲸豚的身长大小。按照今日的单位换算，其中最长的鲸鱼竟超过三百余米，超过了今日科学家观测到的鲸鱼最长体长。邱教授指出，首先需要注意中国古代的计量单位，同样为一“尺”或一“丈” ，不同地区的标准或有不同，需要；其次，史料中的记载未必全是如实记录，记录人或有意夸大鲸鱼体长。另外，搁浅在海边的大鱼，到底是何物、究竟唤何名，多半超出昔日人们的知识范畴。因此，各个地区的百姓、官员，对鲸类的称呼并无定法，需要结合史料中其他的描述，才能具体判断“海鳅”“海猪”“房鱼”“海龙翁”这类称呼是否指代鲸豚。这些细节，体现出爬梳史料的艰辛与不易。

其实，不乏准确记录鲸鱼特征的史料。如唐代《封氏见闻记》，提及用搁浅海鱼的“腮中毛”作为屏风帖的事例，对于海鱼“腮中毛”的描写，十分符合鲸须的形象。由此可以判断，在唐代的海州一代，曾发生过须鲸亚目的鲸鱼搁浅事件。明代万历年间的县志中，也有当地百姓用鲸须制作生活用品的描写。除了须鲸以外，还可从史料中辨别出齿鲸亚目的存在。如康熙年间的一则县志材料中，记载一条搁浅大鱼“形如车轮、头如马首” ，较为符合抹香鲸的外形特点。遗憾的是，相较于欧美、日本等国，中国有关鲸鱼的图片材料较为罕见。一些近代的画报、杂志在刊登鲸鱼画像时，也往往出现图文不一致的情况，将鲤鱼的形象用以描绘鲸鱼。不过，中文史料对于鲸鱼的描写往往非常详细，有其独特之处。南宋绍兴的一条方志中的记录，将鲸鱼描写为被数十只大虾簇拥的巨船，看似光怪陆离；也有其他材料认为，鲸鱼的头部与马头相似。邱教授展示多张当代的鲸鱼摄影作品，这些图像中的鲸鱼，有的翻转身体、跃出水面，有的头部形似蛇、马，这与史料中的记载十分符合。由此可见，部分看似奇异的史料，其实准确地记录了鲸鱼的外形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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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公开展示鲸鱼骨

龙困浅滩：科学与文化的多元视野

鲸鱼为何会在海上死亡？科学家们提出了诸多假设，例如海中的鲸鱼尸体因海潮被冲到岸上，或是地球磁场改变导致活鲸失去方向感。然而目前的科学研究，并未就这一问题给出定论。不止是现代科学家研究这一问题，在各类明清地方志和文人笔记中，也可窥见古人对自然现象的探索。根据史料记载，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大鱼在海上互相搏斗后，失败一方被海流冲至岸上。查阅康熙、道光年间的地方志，可见记载两条大鱼互相争斗导致一方死亡的事件。这样的观测，不禁使人联想到被誉为“杀人鲸”的虎鲸，也时常会袭击其他鲸类。另外，如暴风雨、海溢、霖雨等异常气候现象也会导致搁浅事件。异常气候使得海潮泛滥，退潮后鲸吞便搁浅岸边。古人观察到的鲸鱼搁浅事例，往往伴随着暴风、洪水或其他直接威胁到人类生活的自然现象。万历年间的诸多方志，都展现了秋季风雨多发时期的鲸豚搁浅现象。亦有文人笔记与方志互相印证的案例，表明海溢事件与鲸豚搁浅的联系。

上述这些古人对鲸豚搁浅事件的分析，似乎可以与今日的海洋生物学互相印证。然而，今人与古人之间，毕竟存在巨大的文化、思想差异。长期以来，古人观察到鲸鱼搁浅时眼睛往往已经脱落，与今人观察到的现象无异。但是，古人的解释具有特殊的时代特征。不少人认为鲸鱼的眼睛之所以不见，是因为化作了“月明珠” ，而鲸鱼之所以会搁浅岸边，是因为其触犯了神明。柳宗元在《设渔者对智伯》中，认为“大鲸驱群鲛、逐肥鱼” ，因其“贪而不能止” ，最终“北蹙于碣石，槁焉”；梅尧臣亦曾作诗“有时随潮来，暴死疑遭谪” 。这种说法到了宋代，渐渐发展成“贬谪说”——鲸鱼触怒海神、龙王而遭到“贬谪”和惩罚而搁浅岸边的故事开始流行。直至明清，文人也热衷于用这一理由解释鲸豚搁浅，如大鱼因为得罪龙神而失去双目的传说曾风行于清代的山东地区。除“贬谪说”之外， “闰鱼”说在长江以北的地区也颇为盛行。 “闰鱼”传说初见于明代，方志记载认为，每逢闰年，海滩上就会出现巨大的“闰鱼” ，它们身躯巨大，退潮时搁浅岸边，骨骼甚至可以作为建材使用。这一说法在清代得到了延续与阐发，清代后期，咸丰、同治年间的文人笔记，则体现了“贬谪说”与“闰鱼说”的互相结合。

鲸豚搁浅以后，古人作出的应对也不尽相同。自古以来，百姓对于充满未知与神秘的“神物”的降临，都充满着敬畏之心。有些地方的百姓，即使要割取搁浅鲸鱼的鲸须、鲸肉，也要先“向龙神问卜” ，得到了神明的允许后才敢执行。官民在发现鲸鱼搁浅后，并不总是取肉而食，有时还会积德行善，尝试将鲸鱼送回海中。光绪年间的一条记载，显示一条搁浅鲸鱼的脖子上，悬挂刻有“康熙七年释放”字样的银牌，照此推算，该鲸鱼寿命应当接近两百余岁。根据目前的科学研究，鲸类中寿命最长的弓头鲸，寿命确实可达两百余年，而县志中对于这条鲸鱼外形的描述，也基本符合弓头鲸的外形特点。由此推断，在康熙年间，可能存在鲸鱼放生的事例。在不少鲸豚搁浅事件中，当地人认为鲸鱼是“神龙”象征，地方巡抚也不将“龙困浅滩”的事件上奏，还可看到百姓自发泼水救济“神龙”的记载。

鲸鱼体型普遍较大，对搁浅后的鲸鱼，古人有着许多“妙用” 。民以食为天，对于未知食材，中国古人从不缺乏大胆尝试。在鲸鱼搁浅后，许多记载显示，鲸肉成为了当地百姓的美餐。永嘉县的方志称鲸鱼肉味美，与牛肉类似；海盐县的方志记载，有居民在割取鲸肉后，特意运送至州县贩卖。虽有人因为食用腐朽鲸肉而患病，但还是不能阻止百姓对鲸肉的热爱。此外，晋朝郭璞注《尔雅》，已有熬制鲸豚油脂的记载；清人笔记中，提及鲸鱼熬制的油脂，可供数县百姓用作灯明。鲸鱼骨骼还可作为建材，《海门县志》有乡民用大块鱼骨作桥的记载，象山县的祠堂将鲸鱼骨用作房梁。晚清民国时期，搁浅鲸鱼的骨骼有时还用作展览，安置于公园门口供人观赏。民国以后，随着科学知识的传入，出现将搁浅鲸鱼制成标本的记载。至此，邱教授梳理有关鲸豚搁浅的具体史实，依据丰富多样的史料，深度剖析了中国历史上对于鲸豚搁浅事件的不同认识。

邱教授的演讲结束以后，冯贤亮老师进行了简要点评，认为该研究涉及领域广泛、使用史料精湛，对在座师生很有启发。复旦大学刘永华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徐茂明教授等老师与学生，分别从历史人类学、政治叙事、博物学、历史自然地理等角度发表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