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下人的失误，葬送了一个王朝最后的喘息之机

清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明朝的崇祯皇帝经历了噩梦般的一年。

历时近3年的明清松锦大战结束，明朝这面是损兵折将，精心倾尽国力打造的九边精锐损失殆尽，洪承畴、祖大寿等一众将领投降，使得明朝彻底失去了反击的能力，仅能困守山海关和宁远等几座孤城。最让崇祯气愤的是，自己原本以为洪承畴已然阵亡，为其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葬礼，当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而整个朝廷也因为此事受到了莫大的羞辱。

而在中原地区，李自成和张献忠两支农民起义军势力又不断的攻城掠地，明朝军队是节节败退。

反观北京的朝堂之上，依旧是党争不断、贪腐横行、财政崩溃，此时的明朝已然是危若累卵，岌岌可危，大明王朝也距离最终的灭亡是越来越近了。

就在此时，刚刚在松锦大战中把明朝势力几乎彻底驱逐出东北地区的皇太极却出人意料的向崇祯抛来了“橄榄枝” ，送给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喘息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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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在位时期，两征朝鲜，将朝鲜纳为自己的藩属国；继续巩固与科尔沁等蒙古部落关系的同时，远逐漠南蒙古察哈尔部，迫使苏泰太后带着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继承人额哲和传国玉玺投降满清，进而控制了整个漠南蒙古；同时，又在与明朝的战争中不断取胜，将明朝的势力进行了彻底的驱逐。

可以说，此时的满清政权已经取得了关外大部分地区的实际统治权，并且在与明朝的战略攻守态势中占据绝对的优势。

可就在清朝取得松锦大战的全面胜利之后，皇太极竟然向崇祯皇帝提出了议和，这一点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算是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觉得皇太极大可不必如此，因为他完全具备一鼓作气，攻克北京的优势。如果真的这样想，我们就太小看了皇太极卓越的政治眼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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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皇太极非常希望同明朝开展贸易，这是皇太极继位后一直在谋求的事情。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东北不是现在的“北大仓” ，更不是现在的“老工业基地” ，那是一片蛮荒之地，是流放犯人的居所。不仅自然环境相较关内地区更加恶劣，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水平更是没有办法比拟，所以整个满清政权自努尔哈赤时期开始就对于明朝控制地区的物质资源、生产资料以及手工业人群有着迫切的需求与依赖，这也才有了皇太极实际不惜绕过宁锦防线也要深入内地进行人口和资源的掠夺。

而为了达成同明朝的贸易，皇太极一改对于明朝所谓“七大恨”的敌视政策，即便是在战事取得优势的情况下，依然对于明朝的崇祯皇帝保有了足够的尊重。根据《清太宗实录》的记载，皇太极在还未改元称帝之前，在与明朝的书信往来中，一直可以的避免使用“后金天聪”的年号，当然也不会使用“明崇祯”的年号，只使用天干地支的年号予以代替；并且明朝原先发给海西女真四部（叶赫、乌拉、辉发、哈达）及蒙古诸部的敕书，皇太极都是一直保存了下来，这充分表明了他要希望与明朝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而提升满洲地区生产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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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谋求与明朝的贸易外，皇太极在已经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需要继续保留着明朝这个强大的对手，以留有充足的时间解决内部的问题。

问鼎中原，一统天下，这样的想法谁喊得最凶，不是皇太极，也不是那些手握军政大权的满洲贵族们，而是那些朝堂之上的汉族官员以及从明朝投降过来的降臣降将们，为首的就是范文程、洪承畴、祖大寿、孔有德等这样的汉臣。

此时包括皇太极在内的满洲人对于在这个时候入主中原，有这个奢望，但是并不渴望，这些满洲的贵族们对于现在的土地、人口、奴役已经非常的满意。特别是皇太极，他更加担心的是在面对远远超过满洲人口数量的汉族人时，能否继续保持满洲民族属性的存续，要知道在这之前，被汉民族吸收、同化的少数民族不在少数，况且此时的他也没有做好占领汉族地界的准备，更加担心满清政权会被淹没在汉族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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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让皇太极所担心，也是最为焦虑的是满洲人的内部问题，特别是皇权与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自皇太极登基为后金大汗的第一天开始就存在的。

当时的皇太极虽然贵为后金大汗，但是真正掌握权力的是八旗的旗主贝勒，更多的是靠实力说话，可是皇太极当时的实力可以说非常的不济，因而才有了“四大贝勒”共掌朝政， “南面同坐，共受朝拜”的局面。后来经过皇太极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功除掉了阿敏和莽古尔泰，又迫使代善退出，这才有了皇太极“南面独坐、大权独揽”的局面。可是皇太极依旧要面对满洲贵族势力的牵制，毕竟在八旗中他的三个旗，即正黄旗、镶黄旗、正蓝旗，并不占据绝对的优势。

而除了皇权与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皇太极还要面对的矛盾有很多，比如八旗之间的矛盾，满洲人、汉人、蒙古人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新归顺人口与旧部之间的矛盾，满洲保守势力与亲近汉民族文化势力之间的矛盾，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皇太极所要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来解决，只是满清政权长期与明朝势力处于军事交战及武装对峙状态，这些矛盾和问题被暂时性的掩盖了下去，而一旦失去了明朝这个最为强大和最为主要的对手，这些矛盾和问题也将会随之彻底爆发，而整个满清政权也将从内部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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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不能忽视的是皇太极的年龄， 1642年的皇太极刚刚五十岁，按照从政的年龄来说，五十岁是正当年，正是资历、心计、谋略、眼界的巅峰时期。

所以即便是皇太极有着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打算和想法，这个时候先停下来把内部问题处理好，内部矛盾解决掉，也将会有足够的时间留给他。要知道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是六十七岁去世，去世的当年仍在战场上亲自指挥战斗，其中就包括与袁崇焕的宁远之战。只是令皇太极和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皇太极本人会在一年之后的1643年就突然崩逝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皇太极主动请求议和确实是富有诚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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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皇太极请求议和的真实目的仍保有怀疑态度，但是崇祯皇帝仍安排了马绍愉等人秘密出使盛京，前往进行和谈，并带上了自己的一封“不伦不类”的“议和信” 。

1642年的农历五月，马绍愉到达盛京，此时的皇太极特意率领文武官员出城20里迎接，而且对明朝使臣的态度非常热情，让马绍愉等人是受宠若惊。

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皇太极提出了自己的四项并不“苛刻”的议和条件，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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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项内容完全是正常的礼节性交往，无关痛痒。

第二项内容对于当时的明朝的而言，完全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且不算辽东战事所需的军需开销，就是人参和貂皮在当时的关内地区价格也是非常的昂贵，就算是用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采购，也是赚多赔少的事情。

第三项内容保证了双方现有的人口格局，类似于如今的引渡，同样也隐含着“避免政治庇护，互不干涉内政”的条款意思。

第四项内容就是厘定清楚了两个政权现在控制区域的边界问题，并且预留了一块“战略缓冲地带” ，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一项内容，实际就是要明朝承认满清政权与大明王朝互为独立国家的对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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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条款是似曾相识的。没错， 600多年前，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次汉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同少数民族政权达成过类似的协议，这就是宋辽之间的“澶渊之盟” 。而这一次，明清之间的议和条件同样是和平共处，同样是互通互市，同样是交付“岁币” ，也同样是两国地位平等，以“兄弟”相称。这完全可以说是明清版本的“澶渊之盟” 。

1642年农历六月，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皇太极派人将他们送到十五里之外设宴饯别。临行前，皇太极给崇祯皇帝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信中除了议和的内容，皇太极还给予了崇祯一定的压力。

而马绍愉一行，也带着这次和谈的成果和皇太极的书信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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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次议和，实际上崇祯是非常重视的，并且也对陈新甲、马绍愉等人给予了充分暗示，希望这次和谈能够达成。

但是崇祯在性格上有着致命的缺陷，一来疑心极重，二来刚愎自用，三来完全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尽管崇祯想要达成和谈，并且给了陈新甲等人暗示，但是他并不希望这件事情是由自己提出来，而他更多的是希望由朝臣提出来，显得自己是听从了朝臣的建议在无奈之下答应了和谈条件，这样才能让自己不去承担这个责任，被扣上“屈尊议和”的骂名。

陈新甲非常清楚崇祯的想法，况且本次的议和是在保密的情况下由崇祯安排身为兵部尚书的陈新甲直接负责的，所以马绍愉回京后，先将和谈的情况以及皇太极的书信统统反馈了陈新甲。此时的陈新甲也写明了自己想法和意见，准备单独上奏给崇祯皇帝，再行商议后续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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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陈新甲家中一个下人的失误却彻底改变了局面。

由于着急上朝，陈新甲在写完给崇祯皇帝的密折之后，连同皇太极的书信一同放在了桌上。这个时候，不明情况的陈新甲府上的书办，将这份原本应该单独呈交的密折，当成了要送至内阁的军事塘报，同其他公开审议的文件一同带到了内阁。当内阁群臣看到这份奏折时，是一片哗然，随后整个朝堂之上全部知道了陈新甲与皇太极私自议和的事情，纷纷上疏弹劾陈新甲。

而此时的陈新甲自然明白，这是崇祯皇帝安排他的事情，自己也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暗示，因而继续理直气壮的继续请求和谈。可是面对满朝之上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音，崇祯是颜面全无，自觉计划已经彻底失败，不可能再由朝臣提出议和，所以非常不负责任的直接改口， “出卖”了陈新甲，并将陈新甲下令处死，与皇太极的和谈也就此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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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可怜的便是陈新甲，他和袁崇焕一样，纵然对于大明王朝忠心耿耿，可依然成为了崇祯皇帝性格缺陷的牺牲品。

和谈已经不再可能，皇太极也随即遵守自己的“九月不和就出兵”的承诺，于当年继续开始对明朝的进攻，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部队依然在中原地区肆虐，不断地攻城掠地。整个大明王朝，在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之中越陷越深，直至两年后，李自成率军攻如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大明王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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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明朝，所面临的最大的战略困境就是始终处于两线甚至是多线同时作战的局面，这对于已经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断然是无法支撑的。

而明清停止了东北地区的战事，也是相当于对于明朝京畿重地军事威胁的解除，明朝可以放心的把东北地区和京畿地区的兵力投入到剿灭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上，与农民军战争的孰胜孰负也就尚未可知。

即便是不奢求满清政权真的会与明朝长久的和平共处，但是至少多给崇祯几年的时间，让崇祯集中精力对付李自成和张献忠，参照之前双方的胜负对比，崇祯也应该有胜利的决心，毕竟少了洪承畴，还有孙传庭在，给他足够的兵力、粮草、军饷和军需，足可以打败李自成的农民军部队，也不至于出现后来孙传庭缺兵少粮，战死潼关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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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是会让明朝卸下沉重的财政包袱，缓解内部矛盾。

在此之前的1620年，明朝的军费已经达到了2300万两，整个明朝的财政收入却不足2000万两，崇祯年间军费的开支数额更为巨大，其中绝大部分都用在辽东与满清的战场上，而由于天灾不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实际可收缴的财政收入远不及从前。为了同满清作战，明朝五次加收“辽饷” ，可以说明朝每年最大的财政支出就是东北的军费支出。

如果明清达成停战，明朝每年为此支出的100万两白银以及1万两黄金，在庞大的军费开支面前，完全可以不值一提，这也使得明朝有时间也有机会可以解决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况且这个钱还不是白给的，还能换回来人参和貂皮，也能补充明朝的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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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不管皇太极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从当时的局势来说，这次的和谈对于崇祯、对于整个大明王朝来说，确实都是非常有利的，甚至这也是大明王朝最后的喘息之机，只是崇祯为了自己的颜面以及害怕背上的骂名，失去了这次难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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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陈新甲府上书办的这个小小的失误，或许这次和谈就能够按照崇祯皇帝和陈新甲的预想达成，而崇祯和整个大明王朝，乃至后续中国的历史发展走向也将发生改写。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不管是“清粉”所赞扬的“清初八旗天下无敌”的绝对实力，还是“明粉”所推崇的明朝“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铮铮铁骨和不屈气节，明亡清兴都是历史发展的既定事实。以史为鉴，明理正身，这才是我们应该从学习历史中应有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