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樊建川：2005年开了五个馆，创造了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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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是神圣的，高不可攀，我怎么可能建一个呢

尽管有这么多的收藏品，但我当初没有想到可以建博物馆聚落，对自己信心不够。 1999年9月，建川博物馆成立。申办博物馆，主要是以博物馆的名义购买文物可以避免一些法律上的纠纷，比如东西是抄家抄出来的，卖给房地产公司，就是犯法。当时并没有想马上要有一个物质形态的固化的博物馆，只想在哪个地方修一个房子，两间，几百平方米，东西搬进去就叫博物馆了，不敢想一个大的博物馆，大的博物馆是神圣的，高不可攀，我怎么可能建一个呢？从来没有想过。

2001年觉得很有必要搞一个展览，就花了二十万， 4月在成都四川省博物馆租了一个场地，办了一个展览。我请了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馆长、军事博物馆的馆长来剪彩，他们看到我的藏品就吓倒了。卢沟桥的馆长说，建川，你能不能到我们卢沟桥来做一次展览？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纪念中国抗战的顶级殿堂。我说，我这些东西可以吗？他说很好，我便到卢沟桥去做了一个月展览。我发现我的东西不比别人的差。展览完后，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专家过来看，也大为吃惊。他们有点搞不懂了，民间收藏怎么有那么高的水平，一方面怕是赝品，另一方面也想鼓励民间收藏，问我能不能做一次鉴定。那一次，在北京当场就鉴评了十四件国家一级文物。我想，卢沟桥可能有成百上千件国家一级文物吧，顺便问了卢沟桥馆长，他说，只有几件。

我忽然有了底气，一下子觉得自己的文物不比别人差了，不管怎么说，办博物馆首先是文物。我又仔细观察了卢沟桥的房子，我是做房地产的，觉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我们又到香港办展，影响也很大。

到香港去展览，我是用拉杆箱把文物直接拉去的。在香港展出后，回来就被理抹（追究）了。开玩笑，未经报批就把国家一级文物拉到香港，文物局就通报批评我们，要我写检查。我只有写，还盖了我们的章。也是万幸，没有丢失。丢失一件都会被判刑—那是国家一级文物呀！

这时，我才开始有自信—我也可以建博物馆了。本来想收藏后捐给一个博物馆就完了，在北京、香港展览之后，我完全改变了想法。第一，原来我的藏品那么好，第二，原来我也可以修博物馆，这两点让我觉得我也可以做。

知道博物馆做出来一定是赔钱的，但我一直想做。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这是一个甲子，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大事，我想，我必须有所舍弃了。

因为我是控股的嘛，我说服我的股东，大家一起来做博物馆，他们也很支持这个想法。四川有两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收藏战争更有意义。中国十三亿人，要有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去考虑一些更长远的事情。其实我有点蠢，有种使命感，觉得这个事就该我干。

博物馆聚落

最开始想修一个大房子，把东西全放进去，但是不行，有“文革”时的东西，有抗战时的东西，还有一些民俗的东西，我就郁闷，这个房子很大啊！我又比较其他博物馆，觉得博物馆建得庄严巍峨，实在是有点扯。我又想建三个房子，把三类东西分别放进去，但还是觉得不对。四川天府之国那么漂亮，能不能把景观、建筑和题材融合，让博物馆小型化？于是三个系列的博物馆变成了三八二十四个，加上还有一些题材要放进去，就形成了更多的博物馆。

有了这样的想法，理念就建立起来了：一定要多。让别人来看，不要看一个馆跑很远，像我在北京、上海，包括外国，跑很远看一个奥斯维辛，跑很远看一个诺曼底。在一起就好了，可以省时间。

那么，一个馆要建多大呢？小时候我觉得一节课四十五分钟是老师说的，大了看书才知道是科学。于是，我就很明确地按四十分钟的参观时间来建馆，保证新鲜感。我不建大博物馆，转四个小时，最后疲惫不堪。另外，不要把不同内容的文物放在一起，一定要细分，不要一幢大房子里边装许多东西，像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包括埃及的，中国的。当时这样做有道理，今天我再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樊建川为什么没有把抗战系列、红色年代系列、民俗系列放在一起？其实这是生活常识。我们读书的时候，课程的安排都是分开的，数学完了语文，然后是美术、体育，没有一个学期全讲化学。为什么分开上课？就是转移兴趣。那么，观众看完川军抗战馆，换个题目看兵器馆，看完兵器馆，又换个题目看三寸金莲馆，看完三寸金莲馆后看红色瓷器馆……我想让观众一直保持新鲜感。

现在叫博物馆聚落，是一个很文质彬彬的词语。刚开始的想法是叫“博物馆超市” ，即把博物馆的神圣性打破，使之成为一个邻家的普通的文化业态，每一个馆花几块钱看，价廉物美。我们中国有博物馆的时间很短，百年左右。在欧洲，博物馆也不过几百年历史。我总觉得博物馆被赋予太多神圣性，很庄严，我觉得博物馆要扑下身子，卸下架子。平时我需要买一个可乐或者火腿肠，就去超市，这是生活的需要。有心理需要的，就去博物馆超市，博物馆就是提供精神产品和文化产品的超市。我一直认为“博物馆超市”比“博物馆聚落”好，但是大家都反对，就随了大流。 “博物馆聚落”这个名字也是我想出来的。

既然是博物馆超市，就可以通过十年二十年慢慢扩大，做一些配套，像客栈、酒店、餐厅、影视、夏令营、培训、茶馆、古玩店、旅游商店、会议室等，这样就可以发展旅行商业地产，养活自己，博物馆就可以存活下去了。

这些问题想清楚了，博物馆聚落是个什么样子也就清楚了。第一，建筑应与题材和文物吻合；第二，我的馆聚集多了，就有更多的商业空间；第三，符合人们的文化休闲需求。

然后就考虑规划用地，先想一百亩，又想两百亩。看了宋城，觉得五百亩是适中的。筹建博物馆的时候，别人最不理解的就是为什么要五百亩地。一般省博物馆三五十亩地，一般市博物馆二三十亩地，我坚持要五百亩地，我的想法非常超前。但现在看来还是偏小，如果当时再敢想一点，有八百亩地，一千亩地，更有余地和空间，那就更牛了。

哪有五百亩地给我做博物馆

为了选择落户的地点，我去北京、上海、重庆等很多地方考察过。因为我是房地产商，他们认为我是骗他们的—五百亩地拿到手后，二十亩地用来建博物馆，剩下的四百八十亩地来搞房地产开发。当时我是都江堰市区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也找了都江堰市很多次，他们怎么也不相信建博物馆需要五百亩地。领导们觉得我是在圈地，以建博物馆的名义忽悠他们，甚至有官员明说，我们这点经验是有的，你建川也当过市长，别来害我们嘛。我口水说干了也没有人相信。后来大邑县相信了我，他们相信我就是对了，我果然就把五百亩地全部用于建博物馆。

建川博物馆落户安仁，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天意，老天爷安排的事情，一个人想努力是办不到的。大邑县安仁古镇，是“取仁者安仁之意”而名之，始建于唐朝。安仁镇的人文环境和我们的博物馆一脉相承。一是安仁公馆群是民国建筑，与我百年收藏的方向吻合。二是刘湘是抗战名将，它又是一个抗战之镇，与我抗战系列馆吻合。三是刘文彩是阶级斗争人物，刘文彩的庄园在“文革”期间是拿来做阶级斗争教育的，所以它是一个“文革”之镇，与我“文革”系列馆吻合。四是2003年时，只有安仁镇能拍卖到五百亩地，价格也便宜，几万元一亩。五是安仁镇是历史文化名镇，建筑高度不能超过十三米。这样，永远没有烟囱、高楼来压迫我的馆。

2003年4月，安仁建川文化公司在大邑县注册成立。同年，我们出资五千万收购了十几个老公馆。安仁建川文化公司最初在刘文辉公馆办公，一办好几年，奢侈哟，又很气派，博物馆修好后才搬离。 2003年的安仁镇，黑灯瞎火，从成都过来开车要两个多小时，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希望，都认为我会彻底栽在这个镇上。

作为商人，赚钱是本职工作，但安仁这个项目我确实是求名不求利。我相信安仁这个项目肯定会被记入史册，哪怕有一天我离开了，人们都还会来安仁。如果有人给樊建川竖个大拇指，而不是说樊建川糟蹋了安仁，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把户口迁到安仁镇树人街44号，正儿八经是安仁镇居民了，县委县府聘我为安仁镇荣誉镇长。 “樊镇长” ，我很喜欢，可惜没有人这样称呼我。

一生最忙的九个月，完全是拼命了，硬是打开了五个博物馆

公司4月成立， 5月，建川博物馆聚落项目被列为成都市人民政府重点项目。 6月，《安仁文化旅游策划》方案通过省市县有关部门及专家审定,在建川博物馆的建设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后，我在2003年12月的员工述职报告扉页上写道：

安仁项目是特别的，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特别的。是空前绝后的事情。我们从事这项工作，充满了挑战与创造。当然，大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岗位，将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就是参与这个伟大的事业了。

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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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员工述职报告扉页

我的第一个目标：2005年8月15日开八个馆加一个广场，后来改为五个馆：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抗日战俘馆。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建川博物馆必须在这天开馆，这五个馆必须抢出来。虽然时间紧了一点，但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已经冲上跑道了，可后来谁也没有想到遇到了土地问题。

2004年4月开始挖地撬土，中途等了几个月的土地批文，真正大规模的开工，已经快年底了。 2004年11月到2005年8月15日，前后不到九个月。九个月建五个博物馆，那完全是拍着脑袋说干就干，还干出来了。从打桩修房子，到最后陈列好，灯光什么都做好，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每个馆的工地上都立着倒计时的木牌，我经常晚上睡在工地上，垫几张建材包装用的纸板，睡两三个小时。我有一张照片，晒那么黑，天天在建筑工地上骂人，死打难缠，这边装电梯，那边装玻璃，顶还没有封，就开始布展柜， 8月15号开馆，三天前都觉得不行，就是这么拼出来的。

全世界都没有九个月建了五个博物馆的。说实话，现在让我拼也拼不出来了。不是因为年龄，是无知者无畏。留下许多隐患，开馆后再慢慢来改造。改警报，改通道，改安全设施，一塌糊涂地改。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忙的九个月，硬是打开了五个博物馆，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当时人人都不相信，没有人相信能完成，包括成都市的市长书记。他们说，九个月，把房子修好都不错了，还要陈列，陈列至少要几个月呀。现在我们陈列一个馆也要几个月。那时还不知道陈列、布展、灯光、安防等有如此麻烦和复杂，真正是乱干、蛮干，好在抗战先烈的在天之灵保佑，干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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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抢工期，晒那么黑

预展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硬干，硬上

五个博物馆于2005年8月15日如期开放，我叫“预展” 。为什么呢？因为还未审批下来。中流砥柱馆相对简单一些，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抗日战俘馆、壮士广场、手印广场都有麻烦，都是新鲜东西，上面没遇到过，程序走得慢一点，可以理解。

审批可以慢慢走程序，但“八一五”这个日子到了，怎么办？“预展” ，征求观众意见嘛，开了再说。预展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硬干，硬上。这需要胆量，如果其间出个问题，哪怕出个公共事件，比如一个人摔死了，可以直接判你的刑。这个很危险，但我把它开了。

开馆前， 8月1日《人民日报》有报道：“樊建川先生筹资建立的大型系列博物馆，是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隆重献礼。拟于今年开馆的其中五个分馆：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和抗日战俘馆。专家们还认为，该馆规模大、实物多、品级高、陈列新颖、建筑精美，完全有条件成为高规格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学术研究基地。 ”8月13日，中央7台《乡约》栏目播出了有关我们的四十分钟的专题节目。 8月16日，中央1台晚间节目有我们的专题报道。陕西电视台《开坛》栏目也播出了专题节目。

8月17日，《人民日报》要闻版刊发了《从历史走向未来》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

四川建川抗战博物馆在8月15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如期开馆了，这是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

…………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这个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博物馆，是由民营企业家樊建川先生个人筹资建立的。为此，他付出了二十多年的努力，所属企业几乎所有的经营收入都投入到博物馆的建设之中。二十多年来，从收集文物到整理陈列，从筹集资金到购地建馆，樊先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与艰辛，耗费了多少的心血与精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对于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义举，人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

预展三个月，参观人数近十万。我们收到很多留言，相当一部分人与我们联系，要将家中多年保存的抗战文物捐给我们。预展后，我们根据上级部门的意见做了一些整改，比如一些馆名改了，共产党抗日军队馆改成中流砥柱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改成正面战场馆，抗日战俘馆改成不屈战俘馆。 12月27日上午，在红色广场有一个千余人的开馆仪式，算是正式开馆。

开馆那天很奇怪，开馆仪式上我有个简短的发言，讲话时忽然下大雨，刚讲完话，就不下了，稿子上还有雨点子。我在稿子上写了几个大字：“苍天有眼” 。后来，了解到就博物馆这块地下了雨，我不是摆玄龙门阵，有录像为证，还有上千人作证。巧合吧，锣鼓喧天，鸣放礼炮惊动老天爷了。

馆长自白

这是开馆时写的。因为很多人不太理解，方方面面的，说什么的都有。我想，总得告诉人们为什么要办这个馆，同时想把它传承下去，交给国家。大概半个小时就写好了。

为了未来、和平、族魂，收藏教训、战争、民俗。建川博物馆与安仁镇有缘，因为仁者安仁。

厚积收藏卅年，借抗战胜利甲子之机，勃发而出，是人意，更是天意。不同内容、风格的博物馆聚集；不同行业、形式的服务业聚集；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融为一体，就是“聚落”的含义。可能与传统博物馆有差别，但这是民间博物馆的生存道理。

社会宽松，政治清明，和谐为本，盛世收藏。

建川博物馆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各界关爱的结果。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

举办博物馆艰难，维持博物馆更是艰难。祈愿众人继续出手相助。人生苦短，百年而已。而文物长寿，行话说：“纸寿千年” 。木器、石器、铜器、瓷器、玉器寿命更长，他们应该与民族休戚相伴，绵绵相依，直至永远。我与同仁们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开始。

建川收藏百年文物，盆地聚纳世纪风云。博物明志，宁静致远。

博物休闲，身心双安。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中华民族，永远平安。

现在回过头去看，由朦胧地想建一两间房子放藏品，到做博物馆聚落，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不是什么很自觉的行为，它就是一种由喜欢产生的热爱，或者叫一种狂热吧。因为对文物的认识和喜欢，就想要把这个博物馆建起来。

（本文摘自《大馆奴：樊建川的记忆与梦想》，樊建川口述、李晋西笔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019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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