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焚书坑儒，其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该如何评判？

秦代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在后代的历史学研究中，常常对它持以否定的态度，这个事件就是“焚书坑儒” 。对于这个历史事件，我们常常以专制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展现来表达看法，但是仅仅用这个说法并不能解决对这个事件的完整评价。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地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刻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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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被喻为中国文化史上流韵不再的“绝唱” 。因为它的出现有其特殊背景：一是王政的分裂，因而“王道既微，诸侯力政” 。各国君主为了竞争，对各学派“兼而礼之” ，从而造就各家共存的空间。例如我们熟知的稷下学宫，齐国的国君将天下的贤才聚集在齐国的国度，用来咨询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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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造成百家争鸣的原因是西周“王官之学”崩溃后，士人及其私学成为“道统”（文化秩序）的代表者，对国君以“师”以“友”自居，保持着一种“从道不从势”的自尊自主意识。君主们除了让士人提供富国强兵的知识和谋略外，还需要有一种来自“道”的精神感召力，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统治者的包容和士人的自由流动，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空前繁荣。但是这种分裂趋势下的文化繁荣，是不能长久的。这一切都在秦帝国确立之后改变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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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央集权统治天下的王朝。秦不仅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而且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就必然会通过加强思想钳制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如此一来，自由的学风和专制的学风之间，就不免会出现一场文化冲突不可避免。这场冲突集中在秦始皇的廷议之上爆发，儒生势力和法家势力尖锐地冲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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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和儒生淳于越关于应该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宫廷辩论，延伸成“师古”还是“师今”两种不同历史观的争论，被李斯抓住掀起一场风暴，即“焚书坑儒” 。之所以李斯坚定地支持“师今” ，这是秦国自秦孝公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奉行的统治思路。 “师今”与“师古”的争论问题十分复杂，在中国先秦时代，常常会有人通过“托古”的形式来威胁君主做出让步，但是这对于加强君主集权是十分不利的，于是法家学派则主张不能“师古” ，只能“师今”的形式来让皇权压倒大臣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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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之后，秦朝的统治思路在文化领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主要表现就是更加注重加强对思想的控制，于是以官学取代私学，传授学问的书籍被销毁，整个社会只能存在宫府的法令和实用技术一类的知识。国家只保留少数掌握传统文化的人，成为纳入官僚系统的博士。他们不再是君主的“师”和“友” ，而是唯命是从的“臣” 。这种“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让天下的臣民都在法家的思维控制之下，不论是知识分子、底层工作人员或者是民众都是国家专制体制的一个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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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焚书坑儒的问题，还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术届现在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对“坑儒”的对象需要重新评价。长期以来，一般的观点认为秦始皇坑杀的是儒生，这是一种十分残暴的文化专制措施。但是随着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探讨，更多的人指出，秦始皇坑杀人应该是那些妖言惑众的“方士” 。这和秦始皇为代表的封建君主的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皇帝都渴望通过求仙问药的形式获得长生不老，但是这个基本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很多方士就会打着“长生不老”的旗号来找皇帝诳骗钱财和地位，秦始皇时期有的方士更是发出了对秦始皇不利的言论，这就让秦始皇十分震怒，于是就有了“焚书”的历史事件。这是学术界现在对焚书坑儒做出的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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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秦的“焚书坑儒” ，出发点是钳制和镇压反对派，强行思想文化统一，以巩固新的政治体制。但思想的问题是不能靠烧书和杀人来解决的，相反由于其手段的粗暴愚蠢，不仅使中国的文化典籍遭遇浩劫，而且因为堵塞言路，反而加速了秦朝自身的灭亡。它打击了春秋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精神，使学术政治化，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专制主义的先河。